《荆楚社科名家（第一卷）》节选 陶德麟：苦闷与觉醒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举国一片欢腾, 陶德麟自然也非常兴奋。但过了还不到四个月(1977年2月7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就发表了社论,宣布了著名的“两个凡是”,等于说“文革”并没有错,错的只是林彪、“四人帮”歪曲了“文革”。作为政治运动“文革”虽然“结束”了,“文革”的理论基础、路线方针还是不能触动,还要继续贯彻,“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也不能平反。可是,按“文革”的老路走下去,中国还有希望实现周总理生前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吗? 中国还有光明的前途吗? 他陷人了新的苦闷, 不能不进一步思考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 。

半年之后的1977年9月,陶德麟忽然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给他发来的请束,要他去北京参加纪念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发表四十周年的理论讨论会。 他已经整整11年没有跟外界联系了,收到这样的请東自然非常惊喜。可是当时武大还是军工宣队领导, 他们实际上还是把陶德麟看成异类, 不同意他出席会议。 但因为毕竟拿不出站得住脚的理由, 经过他据理力争后只好勉强同意他去, 但特地派了一位他们信得过的教师“陪”他“一道”去,并叮嘱这位教师注意陶德麟的“动向”。

9月20日陶德麟到了渴别多年的首都,下午2时到«红旗»杂志隔壁的会场参加大会。他迟到了一天,会议已经开始。可是到会的师友们看到他来了都极其热烈地鼓掌欢迎, 有的同志噙着热泪紧握着他的手说: “我们知道你受苦了!” “想不到我们还能见面!” 那种劫后重逢的感人场面是他终身不能忘记的。 哲学界的许多知名人士都到会了,还有部队的同志、大庆油田的同志、新华社、各大报社、杂志社、出版社、北京市委宣传部、教育部的许多同志也出席了,共三百多人。那位奉命陪”会的教师后来也主动地对陶德麟说,他见到那种场面也非常感动,受到很大的教育。

会议期间,陶德1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邢黄思、汝信、赵风歧、陈筠泉、陈中立等许多同志交流了思想, 看法完全一致。 那时邓小平同志刚刚恢复党内外一切职务①, 大家还不知道他在两个月前就尖锐地批评了 “两个凡是”②, 但他们在交流中已经触及了问题的实质。他们谈到,给全民族造成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怎么竟然会在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里形成骇人听闻的狂热, 而且持续十年之久? 为什么中央主要领导人现在还不觉悟? “文革”的畸形历史会不会重演?怎样才能防止重演? 他们认为,造成“文革”的原因虽然非常复杂, 一时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文革”的一套“理论”所起的极其恶劣的误导作用。这套理论以超等革命” 的面貌把广大群众特别是毫无经验的青年学生的思想完全搞乱了, 成了把人们引入迷途的符咒。不从根本上驳倒这套“理论”,就谈不上纠正“文革”的错误,防止“文革”的重演或变相重演。而这套错误“理论”的根子正在哲学,正如民主革命时期“左”、“右”倾错误路线的根子在哲学一样。要驳倒“文革”的理论,就必须从哲学人手。他们当时一致认为,影响最大的错误哲学观点有两个: - 个错误观点是 “五一六通知” 提出的在真理问题上无产阶级预资产阶级没有平等可言。按照这种观点, 一个论断是不是真理,不看它是否符合实际,而看它是出自无产阶级”之口还是出自“资产阶级”之口;而谁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又是由“中央文革”钦定的。这就根本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的科学概念,可以由掌权者任意混淆是非、 颠倒真假了 。 另一个错误观点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 而是领袖的 “最高指示” 。 这就根本窜改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标准的科学论断, 把实践标准变成了“语录标准”和“权力标准”,实际上等于没有标准了。只要认可了这两个错深的哲学观点,“文革”的全部“理论”都可以顺理成章地炮制出来,甚至要炮制出更荒谬的“理论”也毫无困难。所以,他们一致痛切地感到,只有下功夫驳倒这两个荒谬的哲学观点,継毁“文革”全套理论的哲学基础,才能从根本上挣脱“两个凡是”的枷锁。这次不寻常的聚会给了陶德麟以极大的启示。正如他后来回忆的: “我还从来没有如此痛切地感受到哲学与人民的祸福、 民族的荣枯、国家的安危有这样密切的关系!那时我们确有一种不可遏抑的烈火般的激情,要摧毁这两个给我们中华民族造成深重灾难的哲学教条 。” 陶德麟也正是在那时下定了决心,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一切也要为坚持真理而斗争。但是,当时以中央的名义宣布的 “两个凡是” 的戒律还像笼罩在头上的阴云, 成了严酷的政治栅栏, 使一切触及要害的理论讨论都成为非法之举 。 受了十年迷醉的许多群众也还陷在“两个凡是”的教条里没有觉醒。在那种气候下,要找到突破这一禁区的有效方法, 真是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