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社科名家（第一卷）》节选 冯天瑜：抉择 走上文化史研究道路

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中期, 出于时代原因,冯天瑜认真通读了«鲁迅全集»和几种马列经典。 鲁迅对社会、人生的深刻割析,对历史、文化的独创见解, 以及无与伦比的犀利文笔, 使他在日后的历史文化研究中受益良多,屡屡撰著“预流” (陈寅恪语)和富于创见之作。而«德意志意识形态»«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则为他提供了历史辦证法的生动范本,使他开始受到理论训练,对哲学及哲学史发生兴趣。黑格尔将哲学比作密纳发的“猫头鹰”,黄昏时方才起飞。对一个民族来说是这样,对一 个人来说也大抵如此。对他来说,最先发生兴趣的是文学,紧接着是史学,其后才是哲学。然而这只“猫头鹰” 给他的教益特别深刻 。 如果说文学提供的是形象, 史学提供的是事实,哲学则昭示着规律。在冯天瑜的研究著述中,总是透着对历史、文化的哲思。

29岁时与女儿

20世纪70年代后期, 冯天瑜遇到一次选择专业的机会。少年时的作家梦在那时早已淡化, 又自感形象思维非已所长; 同时自觉哲学固然有诱惑力, 但玄虚抽象又令人生畏,于是他决计以冷热适度、虚实相济的历史研究为业,步龙门、扶风后尘, 跨入史学之门。 由于目睹30年的史学偏于政治史和经济史, 文化史久遭冷落, 而他对文、史、哲均有涉猎,长于综合,便选择总揽诸观念形态的文化史作为自已的专攻一那时尚在全国性的“文化热”兴起以前四、五年。同时,作为鄂籍的著名学者, 冯天瑜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担任湖北省地方志副总纂, 自感对湖北史志责无旁贷, 于是又兼治湖北地方史志, 以辛亥武昌首义史和张之洞为主要研究对象。文化史与地方史便成为他习史、治史的一体两翼,使他在历史文化研究中做到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的交融互摄 。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沉寂多年的文化及文化史研究在中国大陆兴起。冯天瑜作为这场文化研究热潮的参与者、见证人,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出版了«明清文化史散论»、 «中华文化史»、 «中华元典精神»、 «人文论衡»、 «中国文化史纲» 等学术著作。张岱年先生在为«人文论衡»作序时称这些著述“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受到学术界的赞誉”。由早年的博览,到青年的庭训,并最终走上文化史研究的道路,用他自已的话说,乃是“蓄之久远,发于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