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社科名家（第一卷）》节选 冯天瑜：幼学博览

冯天瑜先生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父亲冯德清,字永轩,以字行。1923年入武昌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前身),从学于文字学家黄季刚(侃)先生。1925年,考取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为第一期生,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等国学大师。同学中刘盼遂、吴其昌、徐中舒、王庸、周传儒、方壮猷、高亨、姚名达等32人,后多为著名学者。冯永轩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专事“诸史中外国传”之研究,毕业论文为«匈奴史»,导师为王国维先生。后历任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母亲张秀宜,新中国成立前是中小学教员, 新中国成立初到湖北省图书馆工作, 负责儿童阅览室, 直到1962年退休。

从小学三年级至高中毕业,他一直随母亲住在湖北省图书馆。起初两年,每天放学归来,照例到母亲主管的儿童阅览室看小人书。除熟悉各类故事之外,还迷上人物画, 几乎所有的课本、 练习簿的空白处都被他画上了从七剑十三侠到大伸马的火枪手的各种英雄豪杰, 连解手纸也未能幸免于涂抹。 后来他对中国白描人物画, 以及达·芬奇、列宾等的人物画有兴趣,即与其儿时的经历有关。虽然捉笔绘画因未得专家指教而成专攻之素业, 却让他练就了在数分钟之内勾画人物肖像的能力 。 此后数十年间, 他兴之所致勾绘的各色人物肖像竟也累积成册, 屡为学界友人所称赏。2011年,由他所绘的辛亥人物群像被制成陶瓷,入藏于博物馆。儿时随兴所至发展而成的爱好, 也算是有所成就。

进入初中以后, 湖北省图书馆浩博的藏书对他形成了巨大的诱惑力, 此后数年间他成为了成人阅览室的常客。2004 年湖北图书馆百年馆庆,他曾撰写«精神的家园:献给湖北图书馆»一文,将他看做自己的精神家园。2012年湖北省图书馆新馆落成, 他也作为第一位文化名人種临讲座 。 据冯天瑜后来回忆, 当年他在湖北省图书馆泛舟书海的不少情景仍历历在目, 鲜明如昨。 他又曾感叹那时的学校教育尚无沉重的课业负担, 即使像自己初中母校武昌实验中学和高中母校华师一附中那样的重点中学, 功课在校内自习时便可做完, 而他对考分又历来不大经意, 课余便自由徜徉于书籍的海洋。彼时他纵游书海,与应考无涉,没有被功利心驱使,惟一的动力是好奇,堂而皇之,是求知欲望。

在嗜学者那里,“心游万仞”、“思接千载”的文学女神往往最先降临。冯天瑜每忆昔时少年经历,都提到说那时令他揺情动晩、行诸舞咏、心驰神往的,首推中外文学名著。«水i许传»«三国演义»«说岳»«说唐»自然读得烂熟,粱山好汉的绰号和武功特长一一讲来也毫不费力;秦琼卖马、岳飞枪挑小梁王之类的故事,更让当时只有十二三岁的他沉醉其中;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得人和,也津津乐道。他最初的“历史观念”即由此获得。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另一扇知识之窗豁然敞开,俄罗斯、法兰西、英吉利文学以特有的魅力,如磁石般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它们展开了一个又一个广阔、深選而又新奇的世界,给他带来了无限通思。他至今仍能清晰地忆起莎士比亚笔下李尔王的悲壮、 奥赛罗的执著、 哈姆雷特的渊思; 至于屠格温夫描绘的林中狩猎,托尔斯泰铺陈的俄法战争场景,陀思妥耶夫斯基抒写的彼得堡白夜, 巴尔扎克精工细描的巴黎上流社会, 狄更斯刻画的阴暗的伦敦下层,犹历历在目。据他所说,尽管此后很少重读这些大师的作品,但早年从文学名著中获得的对中西文化的体悟, 颇有利于他后来对历史问题的理解, 尤其有助于中西比较研究的展开 。

冯天瑜幼时还喜读各类游记和地理书, 觉得它们可以让自已足不出户, 而遍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尾随司马迁“西至略山同,北过i家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 追迹徐霞客“朝碧海而暮苍梧”。除神交古人,泛游九州外,更远涉重洋,邀游佛罗伦萨、斯德哥尔摩,深人亚马逊热带雨林,穿越撒哈拉大沙漠。他从十几岁时就特别着迷于地图, 常一连几小时阅看不息, 以至可以随手绘出各洲诸国图形, 并能如数家珍地说出中国各省乃至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简史、面积、人口、都市、山脉、河流、物产、趣闻,又或是国民经济总产值、钢铁及粮食产量约数等,并养成持续关注的习惯。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次他出访国外,在会议、讲学之余,与陪同游览的外国友人纵谈该国该地自然状貌、 经济生活、 社会风情诸细节, 总令对方大感惊讶。

地理常识虽不算高深学问, 但烂熟于胸, 可以使人产生实在的空间感, 其作用决不限于增添谈资。 历史总是在特定空间运行的, 史学工作者不仅要有清晰的时问意识,还应当形成真切的空间意识,只有如此,才能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产生方位感、质地感和度量感。冯天瑜每以自已幼时博览之经历, 建议学史的青年朋友多读点地理书、游记、笔记小说,熟悉地图,以合古之治史者“左图右史”说,使所研究的国度、地区、断代的历史不再是纸面上的教条,而是立体状的生命机体,才有可能“知人论世”,如临其境地体察古事古人。

青年庭训

冯天瑜少年时代博览群籍,兴趣广泛,而真正青灯黄卷,攻读经典,默识深思,则始于青年时代, 得益于其父的庭训 。

冯父永轩先生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后,转徙各地任教。因其性格刚直,宁折勿弯, 1958年被戴上“右派”帽子。其时冯天瑜正念高中,心情十分抑郁,遂忘情于文学。1960年初,正值高中毕业前夕,他的三兄又被冤为“反革命”而遭逮捕。 父兄的“同题”断绝了他投考理想大学和专业的可能。于是他开始做起了作家梦。 而他从许多中外作家的经验谈得知, 念大学文学系与当作家风马牛不相及, 作家的大学是生活,写作训练是驶向目标的风帆。基于上述原因,高中毕业时他对考大学全然失去兴致,同学们备考最紧张的几个月,他仍然在湖北省图书馆阅读«复活»、«白痴»之类的书籍,最后出人意料地考人了生物系。大学四年,学习较为轻松, 使他在学习自然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同时, 有大量时问攻读文史哲书籍并练习写作 。

冯父发现他热爱文史, 正可弥补前面四个儿子纷纷从事其他专业带来的遗憾 。 20世纪60年代初期,冯父刚摘掉“帽子”,心情稍稍宽松,有重操学术的打算,便连续几个寒暑假,给他讲授«论语»«孟子»全文和«史记»选篇。据冯天瑜后来回忆, 他父亲在给他讲课时,从来不持片纸,不仅能够逐旬吟诵经典原文,而且能背诵程、朱等各类注疏,还能联系古今史事,议论纵横。他也时时记录不辍,在他偶尔插问时, 父亲又申述铺陈。如此由早到晩,母亲端来的饭菜常常凉了又热,热了又凉。

由泛览进而精读, 从浮光掠影于知识圣殿边缘到逐步升堂人室, 其学术人生的转折即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中期这段庭训之间。 当时他并未意识到其意义, 直到后来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 方深觉其重要。 虽然如今已是中国文化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 冯天瑜仍屡屡在不同的场合感叹, 自己到青年时代才开始诵读经典, 以后也未能持续坚持, 在对古典的熟悉程度上, 远不能与有童子功” 的老一辈学者相比。认为自己这一代学术工作者可能有某些长处超越老辈, 但对本国文化元典的熟悉与体悟方面显然不足, 这也是难以出现一流大家的原因之一。

大学同学照1964年

父亲对他的教海, 还包括在潜移默化中交给了他考据功力 。 据冯天瑜回忆, 他少时常听父亲议及清人考据繁密,言必求据,如法官审案,孤证不决,务求旁证、反证;母子证(从同一源头发展来的一连串证据)不及兄弟证(来源并列的若干证据)有价值,等等。到他成年后,接触乾嘉学者的论著,从事研究工作以后更时常翻检此类书籍。这也让他明白,考据精神和考证方法决非考据家的专利,而是全体学者的必修功课,对史学工作者来说,既以“实录”为治史目标,也就格外需要相当的考据功力。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写作«辛亥武昌首义史»的过程中,便着意于考据功夫,对武昌首义前后一系列似乎已有定论的微观同题,逐一爬梳,参校材料, 重新考证, 方提出有别于习惯说法的新结论, 包括与合作者贺觉非先生不同的结论: 湖北第一个革命团体是吴禄贞主持的花园山聚会, 科学补习所只是承其绪的组织; «大江报»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作者并非詹大悲,而为黄季刚;汉口宝善里机关失事为10月9日,并非10月8日;首义第一枪由程正瀛打响, 并非熊秉坤; 10月10日首先举义的是城外辎重队,并非城内工程营;早在辛亥年4 月至6月间,革命党人已有举黎元洪为都督之议,黎于首义后被推举,并非纯属偶然;等等。台湾东吴大学缪寄虎教授读了该书后,曾专门撰文称赞其“搜材质博, 考证之详, 文笔之细”, 并以为在当时台湾普遍漠视历史教育, 只知道有电脑之际, “冯教授的考证文章也许可以剌激一下中国人恢复其大脑的使用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