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社科名家（第一卷）》节选 张培刚:年少大志

1913年7月，张培刚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的一个农民家庭。属相为牛的张培刚，一生就像牛一样，有牛的韧性，有牛的干劲，勤恳而不计回报。他出生在农村，从小在放牛、砍柴、种植庄稼的农活中，砥砺品行，激励斗志，并逐渐形成了对中国农村的最初认识。中国农民生活之贫困、劳动之艰苦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使他在内心深处早早立下了改善农民生活、改进耕作技术、促进农业发展的终生志向。

张培刚天资聪颖，5岁入私塾，一年后转入湖北省黄安县八里湾镇东边田村下陈家田的启人小学。1925年春，年仅11岁的张培刚只身离开家乡，考入以董必武为校董的私立武汉中学，受到董必武国文的熏陶。次年春天转学到湖北省立第一中学。受当时“民主与科学”社会思潮的影响，张培刚刻苦攻读数理和社会科学。但是不久，他逐渐意识到，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大国，要富强起来，必须从发展农业经济入手。他在报考大学时放弃了学自然科学的打算，决定专攻经济专业。

1929年春，张培刚插班考入武汉大学文预科一年级，学校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他当年的报名表。这张修业证明显示，张培刚当年只读了一年半的髙中就跳级考入武大预科。当时国立武汉大学刚刚成立，招生非常严格，当年的文科班只录取了张培刚一个人。1930年秋，张培刚预科毕业后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本科，师从周鲠生、杨端六、皮宗石、刘秉麟、陶因、任凯南、李剑农、刘博平、袁昌英、陈登恪、何定杰等名师。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人民生活水深火热的疾苦激发了张培刚奋发学习的斗志，大学期间，他学习极为刻苦，他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在这个时期基本形成。

从1929年到1934年，张培刚5年半的大学时光，几乎被课程全部占满，在数学、英语、德语、法语、经济学方面的扎实基础为他将来走向更广阔的学术天地打下了重要基础。

1931年，在武汉大学为张培刚讲授“外国经济史”和“外国经济思想史”两门课程的是任凯南老师。他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经济学教授之一，湖南乡音极重，但条理分明，十分详尽。任凯南先生不但在课堂上讲课认真，还要求学生在课堂外阅读关于欧洲经济史和产业革命史的英文参考书。任凯南爱惜人才，见张培刚读书用功，特在自己的书库中拿出英国女教授瑙尔斯（L. C. A. Knowles)撰写的英文名著《19世纪产业革命史》（伦敦，1927年版），送给了这个好学的少年仔细研读。18岁的张培刚在任凯南的课堂里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到西方经济学说。当任凯南讲到英国产业革命，特别是纺织工业的兴起过程时，讲得滔滔不绝，极为详细。正是这个略带喜感的湖南方言，使少年张培刚第一次初步领会到了工业生产“爆炸式”铺展开的威力——如果说农业时代的增长是线性的，那么工业时代的增长就已经变为指数性，从农业中国中走出的几代人，数千年形成的旧经验旧眼光，将在此巨变来临之时或束手无策或齐齐失效。这堂课令张培刚印象深刻，他在教室听课做笔记时，为求快以免遗漏，一向注重笔记整洁的张培刚也写下了多处的“满山跑”，成为这堂特别的课给他留下的特殊记忆。但最令张培刚印象深刻而又痛心的，是任凯南讲到农村为工业革命付出的惨痛代价——工业革命一方面使英国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促使英国成了 “世界工厂”，为其称霸世界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造成了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使无数原本祖祖辈辈在家乡耕种放牧的老百姓离乡别土、流落街头。一个两难的问题摆在了眼前：当时的中国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除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兴办现代大工业之外，别无振兴经济之道。但是，历史的经验就在眼前，城市大工业兴起的结果是乡村工业纷纷破产，不断圈地使土地兼并之风按踵而来，广大农民失掉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在陌生的城市街头苦苦挣扎求生，一片悲惨景象。坐在教室里听课的张培刚对这样的结局内心充满了矛盾。他明白，进行产业革命和加速工业化是现代国家提髙国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唯一出路，但这个出路使农民遭受了太多不该承担的重担，他无法想象自己的父老乡亲失去乡间故土来到城市挣扎求存的景象——难道就不能另寻一条两全的出路吗？为此，年轻的张培刚暗暗下定决心，要不断思考，努力想求得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如何在实行城市工业化的同时，也实行农村工业化？立下这个志愿的张培刚恐怕不会想到，这个命题是如此的艰难，需要他耗尽一生的时间 和心血来为之奋斗。

1934年，张培刚以武大历史上第一个各科全优的成绩从大学毕业，以全院第一的成绩被选送到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农业经济调查研究工作。这一时期前后约6年时间，是张培刚基本功形成的时期。此前的学校学习使他具备了扎实的理论基础，研究所的实践调查研究又使他掌握了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受益于社会学家陶孟和重视调查研究和对青年研究人员的严格要求，长期而又深入的农村和乡镇调查，使张培刚掌握了旧中国1934年至1940年关于中国农村巨量而又珍贵的第一手原始资料。他走遍大江南北，足迹遍及半个中国，到达河北、浙江、广西、湖北等省。当年调查研究对象包括上百个村镇和数千农户；调查的项目涵盖了以土地为主的各种生产要素，农家经营（包括农作物和家庭副业），农家收支和借贷，农产品价格及变化趋势以及粮食的生产、加工与运销等。那几年里，张培刚相继写出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粮食问题》、《浙江省粮食之运 销》和《中国粮食经济》等4部著作。除最后一本因1941年夏办理出国留学手续而未能及时定稿付印外，前3本均由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在张培刚当时的这些研究中，令后人感到惊讶的是他早早涉及“交易费用”这一经济概念。

1935年2月，张培刚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杂志上发表《第三条路走得通吗?》一文，提出了具有特色的观点：“工业化一语，含义甚广，我们要做到工业化，不仅要建设工业化的城市，同时也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这一观点早在他读本科时和进社科所初期就逐步成型，他从西方发达国家的近代历史中便已认识到，它们的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乃得力于进行“产业革命”和“工业化”。因此，张培刚认识到在中国及其他农业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就不能仅限于农村而要包括农村。张培刚的这篇文章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但对他个人的意义是重大的——这篇文章的发表，意味着他找到了毕生奋斗的目标。

1937年夏，张培刚赴广西大学经济研究室出任研究员。在对广西粮食问题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张培刚发现了水稻分布和人口分布的密切关系，他分别作出广西水稻产量的分布图和广西人口分布图，然后进行比较，最终得出结论：人口密度和水稻产量是成正比的。原因是水稻耗费人工，只有在人口密度髙的地方才能得到推广，反之也只有水稻才能赡养大宗人口，二者互为条件。

1938年，张培刚因广西大学的一年之约满期，在写完《广西粮食问题》并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仍回到当时已迁至阳朔县的中央研究院社科所。1939年元旦前后，由统计员许钧协助，张培刚前往贵阳担任社科所图书资料转运站负责人，从战 火中保护社科研究所的珍贵书籍向更安全的地方转移。1939年早春，时迁广西宜山县城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祯和农业经济系主任梁庆椿教授邀请张培刚担任讲师为农经系毕业班讲授了一个学期的“农场管理”和“土地经济学”两门课程。此时的张培刚已是一位经验丰富、著作颇丰的青年学者了。1939年秋，张培刚结束了广西宜山的浙大教职，赶往昆明，重新回到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因为战乱，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匆匆从阳朔迁往昆明。这一年年底，张培刚写完了《浙江省粮食之运销》一书。张培刚1934-1940年间撰写的农业经济方面的一系列著作和论文，深深植根于中国农业社会的土壤之中，是最早的中国版的农业经济学著作。

1940年早春，受困于西南的张培刚离开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得知清华庚款留美考试委员会即将在全国招生，虽然知道考选得中难度很大，但他依然决定报考。

多年后，谈到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时，张培刚说出了他的考量：“一则全国招考，而录取名额却极为有限；再则，复习时间仅有半年，而我离开大学，从事农业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已届六年，大学课程大都荒芜。考试的科目有英语、经济学原理、外国经济史、外国经济思想史、工商管理、会计学（含成本会计）。我不仅要重温大学课程，还要补充数年来各门课程的新增内容。但我深知在研究所继续下去难有发展之日，遂决心报名应考。为了备考，我自己买书，请友人代为向云南大学图书馆和其他从内地迁来的研究机构借书，共计近二百册。”备考时间有限，但张培刚在昆明城内却找不到一间安心看书的住所，只好与友人商议，在距离春城八十华里的安宁县内的温泉小镇寻到一处两层楼大院。

1940年，张培刚在云南大学参加了第五届清华留美公费留学生考试。考完之后的张培刚，随友人迁至云南大理喜洲镇华中大学，一方面等候发榜，一方面利用过去数年累积的资料撰写《中国粮食经济》一稿。张培刚常常茶饭不思、昼夜颠倒，在一人独居宿舍里，不分朝夕地潜心阅读中西有关经济学科的书刊，常常心无旁骛至深夜。

1941年4月，考试结果公布，张培刚成为被录取的仅有的两名文科生中的一名，也是武汉大学第一次有学生考上清华庚款留美生。这个消息仿佛为战乱之中的张培刚指明了一条前进的方向，他本人更丝毫不敢松懈。发榜后，酬酢很多，往来道贺的师友络绎不绝。张培刚一面紧张地筹备赴美行程，一面加紧了写书速度，力求在出国前完成《中国粮食经济》一书手稿。

5月初，张培刚告别了令人依依不舍的喜洲，告别了滇南的山水和风物，在其好友万先法、吴醒夫、陈全生三人的陪同下，雇牛车来到昆明城附近的下关，准备赴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