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社科名家（第一卷）》节选 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

痴迷于辛亥革命研究的同时，章开沅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拓展。他比较注重历史主体的人的活动，无论革命还是现代化，无论是阶级还是集团，都离不开历史中的人。他反对将革命史的研究虚化、固化，主张在阶级分析中，要结合社会阶层、社会土壤来进行讨论。由辛亥革命史研究拓展开去，他在张謇研究、资产阶级研究、早期现代化研究、商会研究、教会大学研究方面等多个领域都发挥着开拓引领作用，也有相应的学术成果问世。

  研究张謇是从1962年开始。选择张謇，和章开沅的家庭历史不无关系。曾祖父干臣公的事迹，诱发了他研究张謇的兴味，也有助于他对张謇的理解。并且这种绅商门第的背景，有利于他结识一批清末民初的知名人士和他们的后裔。1963年杨东莼借调章开沅去协助征集北洋政府时期史料，让他负责经常与章士钊联系。初次拜会章府时，杨东莼曾问章开沅是否与章士钊有宗亲关系，章开沅只得说“他是湖南人，我是浙江人，不过我的堂伯章宗祥倒是与他有北洋同寅之雅”。杨东莼听后大为高兴，嘱咐拿开沅说“老辈人特别重视世谊，这样便于你和行老深人交流”。果然，章士钊见到章开沅后倍加亲切，待他以世交子弟情谊，也因为这点宗族渊源，章士钊对章开沅撰写《张謇手稿》十分关心，在他一部分张氏未刊信札笺注上作了认真的批注和订正。

1963年夏，借调北京期间与助教（左一）刘望龄合影

  1963年，他发表论文《论张骞的矛盾性格》。后来陆续出版了《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张謇传》《论张謇》以及与田彤合著的《张謇与近代社会》等著和一系列学术论文。《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在1986年出版，章开沅为这本书花了22年之久，可以说是历经坎坷，也是国内第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关于张謇研究的学术著作。该书的出版，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由此奠定了章开沅在张謇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2000年出版的《张謇传》虽然是对前书的修订，但与之相比，不仅容量大为增加，而且也有了质的飞跃，《张謇传》已成为张謇研究者的必读书。而2006年出版的《论张謇》，则是一本具有厚重历史感的论文集，收入了他自己在各个不同时期的主要论文。阅读此书，对章开沅先生的思想与研究轨迹，可以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这三本著作，是章开沅研究张謇的代表作。章开运对张謇的关注是持续性的，2006年发表论文《学习张謇的理性爱国主义》，2007年他又发表了《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张謇研究》，2009年参加第五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了《以张謇精神研究张謇》的主题报告，2011年《张謇》作为《辛亥革命著名人物传记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详尽描述了这位状元实业家、教育家艰难而不平凡的一生。

在这几十年中，章开沅对张謇的研究，完成了从政治到经济、从工业到农业、从文化教育到社会事业、从爱国主义到中国早期现代化、从张謇的人际交谊到他的道德人格，将张謇研究推向新的高峰。直至现在，他还与南通保持者紧密的联系，经常会参加南通的社会及学术活动。

       在痴迷于辛亥革命研究的同时，章开沅也着力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以及中国近代化(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研究。20世纪50至70年代，他就曾发表论文《试论中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甲午战争前的维新思维》，并出版了《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场大论战》。新时期以来，章开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更为宏富，除了出版《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等专著外，还有数十篇学术论文陆续发表。章开沅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学术思想，是以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理性反思作为其逻辑起点，从而把短时段的政治事件史引向长时段的社会文化史。“社会环境”和“社会历史丈化土壤学”的提出，是章开沅学术思想转变的一个界标，“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的提出，一方面向社会组织(商会、市民公社)，社会结构和市民的日常生活和市民心态史发展。另一方面向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发展，即通过对孙中直山、章太炎等思想精英的个案剖析，逐步形成对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的认识，从而提出“离异与回归”的思想模式，“离异”的进步作用在于向西方学习先进的东西，但其负面是导致丧失自尊自信，产生自卑感，出现全盘西化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回归”则是重新认识固有文化的价值，只要不是归于复古守旧，拒绝新知，“回归”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保持和民族精神的独立，两者相互统一而不可分。与此同时，通过对近代国魂问题和国民精神问题的研究，逐步引出对重建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正确认识。这就是章开沅“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的逻辑与历史的发展轨迹。他不仅探索了大时代与大思潮的关系，而且探讨了时代变迁中思想者的心态演变，还探究了近代思想的当代意义。这些研究体现了章开沅对思想与时代关系——时代需要思想、时代产生思想、思想反映时代、思想推进时代——的深邃洞察，更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史家风范：唯实、高远、鲜活。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是国内外史学界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也是章开沅多年治史学术生涯中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他不仅发表过多篇研究近代资产阶级的高质量论文，如《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等，在国内外史学界引起很大反响，而且还出版多本论著，如《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研究：1860-1919》等，以及论述近代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张謇的专著，都受到史学界高度重视。特别是其有关研究近代资产阶级方法论的一系列独到见解，比如其论文《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就从概念、模式、类型、布局四个方面，就如何加深对资产阶级的研究，尤其是研究方法的改进，提出了颇具启迪性的独特见解。对于推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的不断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于资产阶级研究，章开沅认为探讨个别企业主的经济活动固然必要，但同时还应该扩大研究视野，从资产阶级的整体着眼，认真考察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开启了商会研究。当然章开沅不仅强调研究商会这一新式工商团体的重要意义，而且认为对于资产阶级在其他社会团体中的作用，也不应忽略。例如资产阶级与市政管理和地方自治等机构之间的关系、资产阶级与体育会、尚武会、救火会、教育会以至书画、医药等团体的关系，资产阶级与新闻出版机构的关系，都是全面研究资产阶级所应考察的对象。即使是会馆、公所等传统的工商组织，也需要进行新的探讨。因为及至20世纪初，会馆、公所虽仍然程度不同地保留着许多封建传统，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出现了不少新的变化，而厘清这些变化无疑是深入了解资产阶级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章开沅一再强调、资产阶级并非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群活生生的人，是--个在社会生活体系和社会生活领域中占据独特地位的集团。

这些成果共同体现了他对中国现代化研究的思想和方法上的特点。章开沅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大环境和运动过程，既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勾结，把中国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环境和沉沦过程，也是中国人民不断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环境和前进过程。章开沅用具有综合性特征的早期现代化历程来统一这两个线索。从这一角度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仅可以把原先各自侧重的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中外关系史等融贯起来，而且必然引进诸如发展政治学、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乃至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章开沅个人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中采取的方法，最主要者有两条：一是以“个案”研究为基础，然后在个案与社会整体之间进行集团、群体(或区域、行业)的研究，换言之即在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中，加强中介部分的研究。他反对在现代化的研究中使用绝对化的观点和看法，进而认为判断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成败或程度，也不能“单纯以经济发展程度和物质生活水平”为标准，因为社会结构是一个整体，不能只注意经济发展水平，而忽视其他各个重要方面，尤其是社会人文环境、人的素质、人的意识等等，比如，章开沅指出民族性格与现代化有着巨大关系。

章开沅除在上述学术领域取得卓越成就之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涉及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对该领域的研究发挥了引导与推动作用。1985年刘子健来到中国，建议章开沅领衔推动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进一步涉足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章开沅曾在教会大学就读，对此深有体悟。于是，开始着手进行教会大学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并组织了教会大学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

1999年10月在美国旧金山大学举办的“中国基督教传播史”研讨会发言

  在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中，章开沅始终将宗教与人类命运、社会发展紧紧联系起来，将本土化、全球化、普世性、民族性等理念渗透其中。他通过深入考察基督宗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进程，精辟阐释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透彻解析中外基督徒有识之士的经典著述，站在跨文化对话的高度，对中国基督宗教史予以“全球地域化”解读。章开沅认，只有构筑中国本土化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才是基督宗教在华“传播与植根”的必由之路，先后有《传播与植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贝德士研究》等研究成果。他呼吁全球有识之士，要不分信仰、不分主义、不分党派、不分国界，携起手来，吸取一切健康、有益的精神资源，来建设新的人类文明，来挽救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