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社科名家（第一卷）》节选 刑福义：“拱”出自己的学术人生

邢福义写过一篇《根在黄流》的散文，发表在1996年6月3日的《海南日报》上面。文中写道：黄流人热情好客且健谈，每天夜晚，祖父的杂货铺都成了邻居们谈天说地的热闹场所。从懂事的时候起，他就喜欢挤在祖父身边听老人们“讲古”，漫说人生。老人们经常慨叹地说“猪往前拱，鸡往后扒！”意思是说，人总要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路！这句话，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子里，影响了他的大半生。从这句话里，他悟出了许多人生哲理。首先，要“拱”要“扒”。“拱”和“扒”，意味着奋斗求生存，求发展。其次，猪只能拱，鸡只能扒。猪有猪的特点，鸡有鸡的特点，这决定了它们各有各的办法。如果鸡往前拱，猪往后扒，猪和鸡都活不下去，再次，往前拱和往后扒没有优劣之分，关键在于怎么样才能发挥自身的优势。哲人们强调“扬长避短”,立意也是如此。

1956年9月初，中文系一位领导召集留校的新助教们开会，要大家分别填个简单的表格，说明希望分到哪个专业。邢福义毫不犹豫地填上了“汉语”。这是当时很多人，都不愿意搞的一门被认为十分枯燥的学科，但邢福义却已经对汉语语法规律的探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家把勾好的表格交给那位领导人，那位领导人翻看到邢福义表格后，抬起头来看着他，赞许地笑了笑。

事实上，21岁的邢福义面临的问题很大，主要问题有两个：其一，先天不足，贫血缺钙。中师两年，主要学画画；大专两年，许多本科的课程都没有学过，特别是没有听过逻辑课，学历和学力都比同事们低一两个层次。其二，当了助教后不久，反右斗争开始，后来又紧跟着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因而专业上得不到教授或年长学者的指导。怎么办？他说：“我属猪，1935年是乙亥年，那是猪年。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往前“拱！”

1956年摄于照相馆

现在，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总结他走过的路，大概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练步(1956-1965年)。

他把这一阶段的“练步”方法幽默地概括为“偷学”，即“不交学费而能学到知识和提高能力。”

从1956年参加工作起，在《中国语文》上每发表一篇重要语法论文，他都要潜心于“悟道道”：作者是怎么抓到这个题目的？是怎样展开这个题目的？在方法上有什么长处？在材料运用上有什么特点？几经反复，他终于养成了无言中求教于众多高明学者的习惯，众多高明学者也就在“函授”中成了他的导师。就靠这“偷学”，在不认识编辑部任何一个人的情况下，经历了“投稿-退稿-再投稿”的多次循环反复之后，1957年，也就是22岁那一年，他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 

练步阶段大约有10年之久。在这个阶段里，他最大的收获有两点：第一点是，知道了应该充分发挥两只眼睛的功能，一只跟睛用来看懂别人文章的表面、正面和一行行文字，另一只眼睛用来探视别人文章的背面、反面和字里行间隐蔵着的奥秘。第二点是，学会了处处留心抓问题，练出了捕捉论题的敏锐感，摸索出了做小专题研究的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

1957年到1965年，《中国语文》发表了他的7篇文章(不包括报道性文章)。之后，“文革”开始，《中国语文》停刊。他的“练步”阶段就此结束。

第二个阶段自悟(1966-1989年)。

自悟阶段包括“文革”10年和“文革”之后的13年，共23年。他主要做了件事，这三件事对他以后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学会写好万字文。“文革”前，他在《华中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过两万多字的长文，但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都是数千字的文章。这成了他的“心事”。“文革"期间，尽管不能集中精力于专业，但他从未放弃过对语言问题的思考，而且还时不时偷偷地写点东西，练练笔。特别是从1969年到1971年，他被抽调到新组建的湖北省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组。教材编写组组长，就是当时的全省军宣队总指挥长。这位将军，要他们编写组的成员别管社会上诸如"武斗"之类的事，专心编写好教材，他因此得以有机会联系中小学实际，继续钻研某些问题，并且一有空隙，他就钻研1965年起开始注意到的一个现象，这就是定名结构充当分句的现象。“文革”之后，《中国语文》于1978年复刊，1979年《中国语文》第1期，将他花了12年时间、经过多次推敲修改才定稿的1万多宇的《论定名结构充当分词》，作为重点文章发表了出来。1979年9月28日，吕叔湘先生给他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你的文章我看过不少。你很用功，写文章条理清楚，也常常很有见地，如今年发表的《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就很好。后来，吕先生答应他的请求，为他的第一个论文集《语法问题探讨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作序。在1984年8月30日写成的序中，吕先生说：“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人很多，而有成就的却并不多，为什么？有人说，跟象棋比起来，围棋易学而难精。研究现代汉语语法跟研究古代汉语语法比较，好像也有类似的情况。研究现代汉语语法无需通过文字训诂这一关，自然容易着手。可也正因为研究的对象是人人使用的现代汉语，许多语法现象已为人们所熟悉，要是没有一点敏锐的眼光，是不容易写出出色的文章来的。邢福义同志的长处就在于能在一般人认为没什么可注意的地方发掘出规律性的东西，并且巧作安排，写成文章，令人信服。”此话令他大受鼓舞。自从发表《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以后，他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文章便一般都是万字文了。

2.学会读好一本书。“文革”期间，他既偷偷写文章，也偷偷读书。当时，他有个信念：读别人的书，是为了写自己的书。于是，他在“厚书读薄，薄书读厚”上下了功夫。读什么书呢？学生时代，他没有机会听逻辑课，因而一直深为遗憾。“文革”期间，有位同学送他一本旧书，这就是苏联维诺格拉多夫、库兹明的《逻辑学》(三联书店1951年版)。他如获至宝，反复地读，反复地消化，在书中写批注，画红线蓝线，打上各种符号。他又联系汉语实际，检验逻辑定律和语育运用的联系和区别，有了不少收获。这本《逻辑学》，至今珍藏。“文革”后期，“复课闹革命”，他提出开逻辑课的建议，得到了领导的批准之后，便在中文系给当时的工农兵学员讲逻辑，实际上讲的是包含了他许多心得体会的“语言逻辑”。1979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在讲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逻辑知识及其应用》。不仅如此，他在汉语语法研究中，还不断引进逻辑方法，写出了好些文章。这一点，引起了语言学界同行的注意，也引起了逻辑学界学者的注意。凡是“文革”以后出版的中国语法研究史，都提到了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国际刊物《语言研究问题》2010年第2期译载了他1991年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复句格式对复句语义关系的反制约》。译文未写明俄语翻译者是哪位学者。译文开头有一段作者介绍，说他是“汉语逻辑语法学派奠基人”。这跟上面述说的结合逻辑研究语法的事实显然有关。为此他谦逊地说“学派奠基人”的提法，过于溢美，不符事实，令我汗颜。

1985年在华中村住处

3.在建立学术根据地上下功夫。他认为，一个好的学者，必须有反映自己特长和优势的领域。“文革”以后，他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复句研究作为“据点”，希望以点带面，摸索出能反映自己研究特色的道道。这一时期，他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文章，大都是关于复句研究方面的。商务印书馆2001年出版他的《汉语复句研究》，近50万宇，大部分文字其实是这一时期写的。这本书，连续获得了三个“一等奖”：2003年，获武汉市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4年，获湖北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6年，获中国高校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第三个阶段：寻己(1990年至今）。

这个阶段，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注重学派意识，在理论与方法上进行探索，不仅要自己走路，而且要走自己的路，在走过的路上能寻找到自己。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他为博士生导师。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学说。这就是：1990年提出“两个三角”说，1991年提出“主观视点”说，1995年提出“小句中枢”说，2001年提出“句管控”说，等等。他于1998年出版的《汉语语法学》“导言”中指出：本书的语法系统是“小句中枢”语法系统。在他所提出的学说中，最受关注的应是“小句中枢”和“两个三角”。

“两个三角”的提出，早于“小句中枢说”。1990年，他发表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两个“三角”》(《云梦学刊》1990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0年第9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0年第6期)。这篇论文，第一次提出并解释“两个三角”这一概念。所谓"两个三角”，即“表里值小三角”和“普方古大三角”，在论证方法上，分别要求“表里互证，语值辨察”和“一以方证普，以古证今”。

他先后出版过系列性论文集五本，这就是：《语法问题探讨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语法问题发掘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语法问题思索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语法问题追踪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语法问题献疑集》(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探讨集》收录的是练步阶段和自悟阶段的论说。《发掘集》中，收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两个"三角"》，排为最后一篇，具有总结性，意在强调前边各组文章实际上都在贯彻“两个三角”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这部《发掘集》，获得了首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发掘集》之后，从《思索集》到《追踪集》再到《献疑集》，不仅收入了《现代汉语语法问题的“两个三角”的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语法研究中"两个三角"的验证》等理论性文章，而且还有一组组描述具体事实的文章，或者分别应用了小三角和大三角的研究方法，或者综合应用了小三角和大三角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到了《献疑集》，研究视野进一步突破了汉语语法本身，或者把视线投射到社会与文化，或者把视线投射到中文信息处理，或者把视线投射到国学。仅就国学问题而言，他相继在《光明日报》国学版上发表了《国学精魂与现代语学》等十多篇文章。正如汪国胜《读〈语法问题献疑集〉》一文所指出：“这类雅俗共赏的文章，既是语言学，又走出了语言学。诚然，邢先生在研究汉语语法问题的同时，还在有意识地做着‘大语学’的研究尝试。”(《光明日报》2009年12月7日)《献疑集》于2011年获得了武汉市第十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又于2013年获得了第六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最早较为系统地阐释“小句中枢”这一理论的，是论文《小句中枢说》（《中国语文》1995年第6期)。以为“小句中枢”为理论基础建立起一个现代汉在语语法系统的专著，是《汉语语法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论文(小句中枢说》，2001年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著作《汉语语法》的理论，李芳杰教授明确表示支持：“小句中枢说是对小句三论的引发和发展，无论是突破还是发展，其核心是创新。小句中枢说是富有创意的理论。”（《小句中抠说与句型研究和教学》，载《世界汉语教学》2001年第3期)许嘉璐先生更从汉语语法研究发展史上检视过这个理论。许先生指出：“邢福义先生的新著《汉语语法学》的第一章就是‘小句’，在该书《导言》中作者更直截了当地宣称：‘汉语语法系统中各类各级语法实体以小句为中枢。’‘本书的语法系统，是小句中枢语法系统。’......黎锦熙的‘句本位’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短语中心’说所代替。但是，近来后者引起的怀疑越来越多，从黎氏到邢氏，恰好盘旋着往上走了一个圆。《语言文字学及其应用研究》第68～69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2004年，《汉语学报》开辟专栏开展“小句中枢”理论的讨论，讨论从2004年第1期开始直至2005年第4期终止，历时一年半。参与讨论的既有中国大陆学者，也有美国、新加坡、越南、中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的学者。学者们从语法体系的构建、相关理论的比较、汉语的韵律层级、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翻译、中文信息处理等方面对“二小句中枢理论”进行了多角度深入的讨论。有学者指出：“小句中枢说”是一个按照汉语的面貌建立起来的语法理论。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从语法体系的本质来讲，“小句中枢说”都提出了清晰的、概括性的见解。(邓思颖《从生成语法学观点看“小句中枢说”》，载《汉语学报》2005年第1期)有学者指出：如果说上个世纪的“文法革新”讨论补是我国语法学史上第一次有关汉语语法革新的讨论，那么这一次《汉语学报》发动的“小句中枢”问题的讨论也有可能成为我国语法学史上的第二次汉语语法革新的讨论(范晓《关于构建汉语语法体系问题——“小句中枢”问题讨论的思考》，载《汉语学报》2005年第2期)。这次讨论的成果，由《汉语学报》编辑部结集成为《小句中枢说》一书，于2006年12月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近40万宇。

2012年作学术报告

到2013年5月，他发表大小文章474篇，其中1990年以后发表306篇；出版书籍50本(个人独著21本)，其中1990年以后出版34本(个人独著15本)。他四次获得中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四次都是独撰专著，三次排在语言学一等奖获得者的第一位。据初步了解，在该奖项历届所设立的所有学科中，只有北京大学教授、经济学研究权威厉以宁先生，也已四次获得一等奖。历先生获奖的著作中，三部是独著，一部是主编。另外，他还三次获得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并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国图书奖、国家优秀教材奖等多个奖项。2001年出版的《邢福义选集乡》，为季羡林主编的《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丛书》之一，该丛书是2003年中共湖北省命名表彰的湖北首届“荆楚社科名家”之一。所有这些，都是1990年以后的事，都跟他论著中的“有我”存在因果关联。不过，他也一再强调：第一，任何学术见解都具有传承性，他提出的这种那种论说，不完全是他的独创，他只是承接前辈的某种主张进二步归结出名，并且作了带有个性的阐明。第二，任何学术见解一开始都是粗糙的，他提出的这种那种论说，距离成熟还十分遥远，要使这些论说得到完善，具备程序清晰的可操作性，不是他个人的力量所能做到的。学而后知不足，研究而后更知不足！

1986年在美国华盛顿

2013年在工作室接受媒体采访

他承担过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十多项，绝大多数都是1990年以后承担的。仅就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而言，从1990年起，先后承担一般项目2个，重点项目2个。2009年9月13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发布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验收情况报告，其中写道：“《汉语语法普方较视》这项成果由华中师范大学邢福义教授主持完成。过去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往往重视共同语语法，对方言语法则关注不够。该成果运用‘小句中枢’的基本理论、‘句管控’的基本视角、‘两个三角’的基本方法，对普通话语法和方言语法进行了择点性、多层面、多角度的比较和审视。鉴定专家认为，该成果‘将以小句为中枢的语法理论系统地进行了阐发，从而坚实完整地确立起二套全新的语法学说’。”目前，由他担任首席专家的《全球在华语语法研究》已经启动。这是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批准号为11&ZD128。这一项目的提出，基于两个方面的背景。其一，为了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开展本课题研究，有利于促进华语的交际畅通和国际传播，同时有利于增强全球华人的民族认同感，使华语成为全球华人大团结之纽带。其二，为了有效回应国际华人学者的倡议。2009年，在《全球华语词典》即将出版之时，新加坡著名语言学家周清海先生多次与邢福义及其学术团队沟通，希望将全球华语语法的研究提上日程，反映了世界华人的寄托和期待，邢福义及其学术团队感到有责任也有义务用实际行动做出积极而有效的回应。经过两年时间的思考与准备，已经组织起了一支国际性的研究队伍。目前“全球华语语法研究”的第一期工程正在顺利地开展，近三年里将完成《台湾卷》《香港卷》《澳门卷》《新加坡卷》《马来西亚卷》《美国卷》的编撰工作。通过这一项目的实施，将能促进汉语语法研究出现一个新的起点。

2013年为华中师大110周年题词

从“学步”、“自悟”、到“寻己”，这三个阶段反映出了刑福义是如何“拱”出他的学术人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