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社科名家（第一卷）》节选 陶德麟：灾难与沉思

正在这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突然到来，由于错综复杂的政治原因，李达校长竞以反对“顶峰论”的罪名被打成“武汉大学三家村黑帮总头目”，遭到残酷批斗，两个多月就含冤去世了，他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室被打成“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窝”，他受毛泽东委托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被打成“反革命黑书”，他重新创办的武大哲学系有12位教师被打成“李达三家村黑帮分子”。陶德麟作为他的学术助手，当然在劫难逃，年仅35岁的他被打成了全校最重要的“黑帮分子”之一，运动一开始就被日夜批斗，勒令交代“罪行”，与武大的一百八十多名“李达三家村黑帮分子”一起被押送到武汉附近的东升公社去监督劳动改造。在李达校长含冤去世的第二年，武大的部分师生对“李达三家村”案提出了质疑，发动了翻案活动。陶德麟与部分干部教师学生也参加了这一活动。陶德麟以确凿的事实为根据，撰写文章驳斥了强加在李达先生头上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证明这是一场冤案。但这一正义的申诉又被当时的当权者定为“为反革命翻案”的活动，罪加一等，陶德麟被囚禁起来批斗审查，随后被送到襄阳劳动改造。其间又一度被加上所谓“5.16分子”的罪名，被关在单身牢房里刑讯逼供，以“假枪毙”相威胁。连他的夫人、武大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吴佩钧老师也受株连而被关进过单身牢房。由于无法“定案”，只好把他放出来送到农场和基建队接受监督劳动改造。他干的是摧残性的重体力活，有几次在劳动时险些丧命。他的全家都受到株连，连上初中的两个成绩优异的孩子也不准升高中，1974年李达校长的冤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干预下得到初步平反之后，陶德明的“罪名”更显然毫无根据，这时他才因病被允许从襄阳回到武汉，安排在政治理论教研室给工人理论班讲课，算是“回到了教师队伍”，但那时他在学校军工宣队领导人心目中仍然是有严重问题的人，讲课不过是另一种监督改造的形式，课讲得再好也是不能表扬的，这种处境一直延续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也没有根本改善。

1974年从农村劳动八年归来与母亲和妻儿团聚

在十年“文革”的惨苦环境中，陶德麟九死一生，经历了一次奇特的心路历程。起初他毫无思想准备，突然被打懵了，只觉得天昏地暗，看不到光明，他悲观过，绝望过，至在单身牢房里给孩子们写下过遗书。他不服，但想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想，李达校长在那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战斗了几十年，会是“坏人”吗?成千成万的老革命，成千成万对祖国人民作出巨大贡献的各界人士，成千成万的善良的老百姓，都是“坏人”吗？成千成万的善良的老百姓，都是“坏人”吗?他自己会是“坏人”吗?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当人们高唱“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时候，他感受到的却是人民的苦难和祖国的沉沦，他精神上的痛苦远远超过肉体上的痛苦，他一边“劳动改造”，一边“学习”当时权威理论家们宣传的“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但这种“马克思主义”却让他越“学”越无法理解：一方面讲“实事求是”，一方面又大搞假材料，制造大批的冤案；一方面批英雄史观，一方面又狂热地鼓吹个人崇拜；一方面讲认识需要在实践中多次循环往复，认识过程中错误难免，一方面又说领袖能“洞察一切”，“句句是真理”；一方面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一方面又说在我们这里已经到了“顶峰”；一方面说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一方面又猛批“唯生产力论”，鼓吹精神万能论和上层建筑决定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连健全常识都无法接受的谬论能叫做马克思主义吗？他怀疑了，愤怒了，感到自己受了极大的欺骗，人们也正在受着欺骗。这样下去，不仅他个人“永世不得翻身”，整个中国的前途也将不堪设想。他当时虽然不敢吭声，但心里却逐渐明白了也许中国正在歧路上彷徨。他从迷惘和绝望中逐渐苏醒，朦胧地看到了希望，相信中国人民不会听任国家就此沉沦，中国的局面总有一天会改变。他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利用一切可能的间隙时间顽强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中外历史和哲学史，温习外语，充实自己。他在1974年偷偷写下的一首小诗可以代表他当时的心情：

临歧自古易彷徨，我到歧前不自伤。

心境长随天上月，如环如玦总清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