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社科名家（第一卷）》节选 陶德麟：走上哲学之路

1953年2月，李达教授就任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到校不久就在即将毕业的学生中发现了陶德麟，决定把他作为理论家培养，选定他做自己的学术助手。李达约陶德麟到家里长谈，以父辈的深情讲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作用，讲了自己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而长期奋斗的历程，强调培养新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深远意义，还介绍了自己的一批学生如吕振羽、任仲夷、陈沂等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而成为革命家和理论家的经历，鼓励陶德麟献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事业。李达校长说研究马克思主义就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不能拿它当饭碗，不能像小贩，天晴就摆摊子，下雨就收摊子。我相信你能成为理论家。李达老校长的肺腑之言使陶德麟深为感动和折服，决定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几十年后他谈到自己的经历时说：“李达老师是我的恩师和引路人。”

1953年8月陶德麟留校任李达校长的学术助手，转攻哲学。他不是哲学专业出身，自知哲学功底和马克思主义的功底都并不深厚，急需补课。他在协助李达校长工作的同时，夜以继日地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自学中外哲学史，到华中师范大学(当时叫华中师范学院)听韦卓民先生讲康德、黑格尔哲学。他进步很快，两年后就开始发表哲学论文。

1955年夏天，25岁的陶德明写了《关于“矛盾同一性”的一点意见》的论文，批评苏联罗森塔尔、尤金合著的《简明哲学词典》把“同一性”解释为“事物自身与自身相同、相等的范畴”违背了辩证法的原意，不符合对立统一规律。那时正在强调学习苏联，来中国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苏联专家采用的观点和体系都以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书为标准，《简明哲学词典》也被视为权威。陶徳麟这个“初生之犊”的文章无疑是向权威的挑战。《哲学研究编辑部支持了这位青年理论工作者，在1956年第2期发表了这篇文章，立即在国内、苏联和东欧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词典》的作者接受了批评，在再版时对“同一性”的条目作了原则性的修改。毛泽东在1957年1月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时的讲话》中肯定了本文的观点(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47-348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1985年6月24日毛泽东又邀集一些学者谈论过此文（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第216页)。

武大哲学系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被合并到了北京大学。1956年才由李达校长主持重建。年仅25岁的陶德麟作为第一批任课教师之一，登上了讲台。1959年起，他受中共湖北省委之聘，连续四年为全省高中级干部讲授《实践论》和《矛盾论》，深受欢迎，听众达十万人以上，有些当年听过讲课的老同志至今还记得当时的盛况。他的讲稿《实践论浅释》被省委印发全省作为学习材料，广为流传。1961年起他为武大哲学系本科生(李达试验班)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为全校研究生开哲学课。他的讲课系统周密，形象生动，善于把艰深的哲理讲得通俗易懂，被学生们称赞为“字字珠玑，出神入化”。1959年中宣部组织的全国6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编写时，他是湖北本的主要执笔人之一，并赴中央党校参加了全国6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稿本的讨论。在1966年以前的十年里，他先后在《红旗》《人民日报》《哲学研究乡《新建设》《理论战线》等刊物上发表了三十多篇哲学论文，已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成为有一定影响的青年理论家。

1961年8月，李达同志在庐山养病期间，毛泽东也在庐山。他约李达先生到自己的住所畅谈哲学问题，对苏联教科书“一统天下”的情况很不满意，再次赞誉李达同志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并说我们中国人有那么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什么要搬苏联的，我们应该总结自己的经验，写出自己的哲学教科书。他委托李达先生在《社会学大纲》的基础上再撰写一部哲学教科书。李达先生接受了委托，但表示担心自己年老多病，写字手颤，执笔困难。毛泽东说可以找一两个得力的助手协助。于是李达先生决定亲自主编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指定由陶德麟执笔，并抽调了几位武大哲学系的应届毕业生组成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协助工作。李达先生强调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特别重要的新阶段，过去中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对此阐发得很不够，苏联教科书更是无视毛泽东哲学思想。我们这本书要把重点放在阐发毛泽东哲学思想上，但阐发毛泽东哲学思想时一定要坚持科学性，不能撇开“老祖宗”而孤立地讲毛泽东哲学思想，要看到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体现在重大问题上而不是体现在枝节问题上。同时，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时，既要讲清它是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又要讲清它是几千年“人类认识史的综合”；在全书中都要突出实践观点和对立统一规律；文字要通俗易懂。从1961开始，陶德麟在李达同志的指导下精心撰写《马克思兰义哲学大纲》，同时按此书初稿的观点给哲学系“李达试验班”的学生授课，听取他们的意见，在写作期间李达先生有时在外地养病，他与陶德麟就写作问题的通信很多，至今还保存着14封。到1965年10月，完成了38万字的上卷(唯物辩证法部分)，下卷唯物史观部分也有了一部分初稿。李达先生将上卷送请毛泽东主席和有关领导同志审阅，并着手下卷的改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