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社科名家（第一卷）》节选 夏振坤：结缘农经, 桃李满天下

1976 年, 夏先生在农场当场长。 1976 年以后, 夏先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专职从事教学工作, 只是兼职上上课, 主要的工作重心还是放在农场。 改革开放前夕,他是八级讲师兼华中农学院教学农场场长, 一个月 84 元工资, 这个钱并不算少, 可就是买不到东西。 1978 年 2 月 6 日, 大年除夕, 虽然两天前已 “立春”, 但寒冬并没有散去, 为了一家人能吃个 “丰盛” 的年夜饭, 凌晨四点, 天还没亮, 他就赶紧起床去肉店打年货。 他一边打年货, 一边暗自发问: “春天” 什么时候会来? 令夏先生没有想到的是, 从这一年开始, 全国春潮涌动。 1978 年 12 月, 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 18 户农民在一起赌咒发誓, 签下分田到户的 “生死契约”, 无意中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在农场当场长的那段经历, 是夏先生一生中最难忘的, 也是他自认为的一次很难得的体验。 当时, 农场有四个分厂, 还有机械厂、 食品加工厂, 七个单位, 一千多人, 那些分厂的厂长都是当时的华中农业大学的几个系主任兼的。 谈起在农场的那段经历, 夏先生是这样评价的: “光搞理论是虚的, 但在农场的这段体验让我把虚的跟实的很自然地就结合在一起了, 如果没有这段经历, 搞理论研究这个门槛可能就跨不过去, 虚的和实的相互转化是很难的。 我三次下放过农村, 农村的情况我也很了解, 所以我这个虚实结合不成问题, 对我也很有好处, 所以到社科院能够发挥作用, 也跟我这段经历很有关系, 实际情况怎么样, 我可以拿出对策来, 这样的话就比光钻研理论强一些。”

当时跨入农业经济学领域, 本不是夏先生的第一选择。 但对这个领域, 夏先生越来越有感觉, 一干就是一辈子, 并且成果辉煌。

1979 年底, 在北京密云水库召开的中国农业经济学年会第一届年会上, 与大多数代表一起, 夏先生参与了集体表态并通过了表示支持 “大包干” 的文件。 1980 年春, 报纸上开始零星报道凤阳县的故事, 凤阳县的 “壮举” 使夏先生进一步受到启发。 利用自己当时担任华中农学院教学农场场长的 “便利” 条件, 他在农场推行“三包一奖”, 即包产量、 包成本、 包盈利, 超过了就奖励, 把经营权下放到各生产队, 生产力瞬间激活了, 一年下来, 利润过了 20 万元。 承包到户的暗流到处涌动,各地农民纷纷跑到华中农学院的农场买种苗, 农场的效益一年比一年好。

夏先生不仅在实践上见证了中国农村改革, 还在理论上积极探索农村改革, 发展农业经济理论。 关于农村改革发展的动力, 他提出了摧毁三大支柱? (自然经济、宗法血缘体系、 封闭割据) 的农村社会 “超稳定结构” 构想理论; 关于农业结构、发展模式, 他提出了 “三维农业” 结构模式和 12 类具体的农业发展模式; 关于农村家庭经营, 他认为家庭血缘关系源远流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可以弥补单纯地从生产力状况或单纯从农业生产特点分析家庭经营的不足。

1983 年, 夏先生恢复党籍。 1984 年 2 月, 被调到湖北省社科院之后, 他便开始专心做学问。 其实, 当时, 他是很不想离开华农的那个农场的, 一来他与农场的职工的感情特别好, 二来他对农场的情况了如指掌, 管理起来得心应手。 但在计划经济时代, 既然组织上下了铁令, 他非离开不可。 当时, 他面临着三个选择: 一个是武汉市农业局的副局长, 第二个是省科委的副主任, 第三个是省社科院的副院长,他毅然选择了社科院, 虽然当时的社科院是大家眼里的穷单位, 甚至连房子都没有,都是在宿舍里办公。 当时, 身边的人都不太理解, 但是他看重的是在社科院可以做些学问, 继续研究经济学。 他后期取得的成就也证实了他的选择是对的, 他逢熟人便开玩笑说, 这也算是他的第二次青春。

刚到社科院时, 院里的研究所、 机构都不成形, 所里面的领导大部分都是由行政转过来的。 真正专业出身的专家很少, 所以省社科院当时在省内的社会科学界没有多大影响。 有极少数机构可以, 但是一般的没有影响。 夏先生来了以后, 开始提拔人才, 把一些真正的人才该提的提起来, 不够的再从外面引进来, 那时候, 夏先生在武汉各院校的人脉关系较广, 他借助高校的科研力量, 使社科院的科研力量逐步壮大了起来。

不久, 夏先生就在社科院成立了农业经济研究所, 他亲自兼任所长。 农经所是以 “三农” 问题研究为主, 理论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与农业经济管理等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机构, 其主要研究方向为: 农村经济、 产业经济、 大国发展、 资源环境与发展等理论与现实经济问题。 其中, 农村经济是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重点发展学科。农村经济研究在大国发展、 农村经济、 产业经济、 资源环境与发展等研究领域不断拓展, 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也在不断增强, 形成了既以理论研究为基础, 又注重为地方政府、 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新格局。 著名经济学家廖丹清、 陈文科都曾任农经所所长, 目前农经所的现任所长邹进泰就是夏先生的学生。

作为一个学者, 夏先生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 他一心致力于农村和农业经济研究。 他的 “三维农业” 机构模式理论受到钱学森等人的好评。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 他开始研究发展经济学, 开始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 在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理论研究中提出了 “两个新凡是” 等一系列概念和命题。 90 年代初, 他把研究领域转向 “中国现代化” 研究, 他立足于从社会主义制度的角度探讨中国现代化的问题; 着眼于现代化的国际经验, 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 夏先生认为, 平凡的工作也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学者要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要为中国的长治久安、 和谐稳定提供力所能及的智慧。

作为一名教师, 夏先生恪守师德,爱护学生, 尊重个性, 因材施教, 是学生们敬仰的名师。 特别是对中青年科研人才, 他倾注了许多心血, 在生活上、 工作上、 学术上给予关心和谆谆教诲, 尽可能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在培养学生的学风上, 为人做事上,他严格要求、 一丝不苟。 他曾经说过:“时间还在前进, 生命还在延续, 社会还在发展, 认识永无止境, 学问也永无尽头。 我还要继续学习, 再学习。 做人, 愿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做学问, 愿经得起历史的推敲。”

2008 年参加所带博士举办的 80 岁生日祝寿会

2009 年, 夏老先生 81 岁还在带博士生。 记者采访夏教授的关门弟子李杰伟博士时, 他说: “夏老师为人谦和低调、 淡泊名利, 不喜欢被人拔高。 ‘人生本是一游程, 览景登峰品异羹; 尽意随缘勿执著, 唯期少憾未虚行’, 我时常品读夏老师的这首诗。” 在指导学生的学习上, 夏先生也是一丝不苟。 “他常说带学生就一定要对学生负责, 他对我们一直都是亲自辅导,”李杰伟说道, “碰上我们写论文, 夏老师总是会很尽心地为我们收集一些用得上的资料, 讨论选题, 并逐字逐句地帮我们修改。”现在, 即使夏先生已经退休在家, 但他依然与学生们保持着联系, 对于学生们的迷茫和困惑, 他都乐意去开导。

院研究生教育 30 周年纪念大会上呼吁: 千万别让 “穷娃子” 的帽子伤害了社科类人才的成长, 夏振坤教授更是自掏腰包拿出 20 万元设奖学金。 “我每个月的退休工资够用了,这些钱应该拿出来给学生们搞科研。”老先生介绍设立奖学金的初衷。 据了解, 这也是省社科院首次针对研究生教育设立的个人奖项。在这次纪念大会上, 首届夏振坤奖学金颁出, 根据研究生研究项目和成果, 该院 6名研究生获奖, 最高的可获得 3000 元的奖励。 老先生还表示, 他正在联系门下活跃于各个领域的优秀学生, 希望他们捐出一部分钱来壮大这一奖学金的额度, 从而鼓励更多文科类研究生更好地开展科研。

全家福 

众所周知, 夏先生家本身也是一个人才库, 他有两个女儿: 若虹和若江, 分别毕业于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 若虹后来又留学美国, 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现在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导师、 教授; 其夫婿和她是武大同学, 现在是复旦大学博导、 教授。 若江是张培刚先生的高足, 博士毕业后留在华科大任教, 其夫婿是武汉邮科院 (烽火科技) 总工程师, 中国 IP 通信标准第一人。 夏先生家里的每一次家庭聚会, 都会有一次 “高峰论坛”。

谈及对两个女儿的教育, 先生和夫人都说 “没有管孩子!”也许没有管是最好的管! 因为基因是可以传承的, 读书的习惯是可以言传身教和熏陶的。 当做人做事的高标准成为一个家庭一以贯之的家风时, 父母能走多远, 孩子就会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