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刚：二元经济为何变为一元经济

我是1947年7月考入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系的，9月初开学上课，第一堂课就是培刚师讲授《经济学原理》课程，用的是英美经济学家班亨所著的教材，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培刚师，至今已整整六十个年头。往事历历如在眼前，现略述一二。 

    恩师将我们引入经济学殿堂 

    培刚师是哈佛大学的高才生，因此他在讲授经济学原理时，充分贯穿了“哈佛学派”的理论观点。诸如：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布莱克的农业经济学、希克斯的宏微观经济学等；还有当时流行的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思潮，有时还提及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可以说，当时西方所有新出现的经济学观点，培刚师在讲授中都涉及到了，从而使我们这些初学经济学的人窥见了当代经济学的宏伟殿堂，坚定了我们学习现代经济学的信心和决心。以至在相隔30年以后，1977年经济学专业恢复招生时，我们较早地开设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并特聘培刚师来我院讲授西方宏微观经济学，涤源师来讲授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崇台师来讲授西方发展经济学等，为我院经济学专业的发展打下良好的业务知识基础。 

    国际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 

    这本来是一个明确无误的问题，但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却成问题。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知识分子受到了严重的批判斗争，张老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根本谈不上对他的学术评价问题。 

    1986年下半年，我应美国西密西根大学国际交流学院之邀赴美讲学半年，该院院长是著名经济学家美籍华人何国梁教授，我一去他就问我：“你认识张培刚教授吗？”我说：“当然认识，他是我在武大读书时的老师。”他说：“好极了！培刚·张是哈佛大学的高才生，他在美国名气很大，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过了不久，他特聘舒尔茨教授来西密大讲学，要我作陪，舒尔茨深有感触地说：“培刚·张的博士论文对我启发很大， 我的人力资本理论就是在这个论文的启发下提出来的。”并要我回国后代问“培刚·张”教授好。 

    1986年圣诞节，我结束了在西密大的讲学任务，到美国东部几所著名大学进行了访问。我到哈佛大学第一天就访问了经济学部，参观了培刚师在此学习过的教室和图书资料室，在此见到了载有张培刚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的《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管理员玛丽小姐介绍说，这篇博士论文获得美国经济学最高奖——威尔士奖，这是你们中国人的光荣和骄傲。哈佛大学发展中心帕金斯主任说：“在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之后，培刚·张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就算是关于发展经济学最早最有系统的著作了。”一位教授愤愤不平地说：“培刚·张才真正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刘易斯、舒尔茨的理论比他提出的理论要晚好些年，因此培刚·张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后来我到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所参观访问，也听到了类似的感慨。接着我又访问了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圣托马斯大学、密西根大学等的经济院系的专家教授，都对培刚·张的博士论文给予很高的评价。 

    1987年初我回国返校，即仔细拜读了培刚师的《农业与工业化》的中译本，才初步领会到本书的基本内容及其创新之处。正如培刚师在武大的首届弟子、我的师兄孙鸿敞教授所总结的：一是他对工业化所下的定义非常简练深刻，是前人所不明确的，以致成为经典性的定义；二是论文中提出的农业与工业联系的四大因素（粮食、原料、劳动力、市场），是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系统深刻的理论的概括，后来库兹湟茨提出的农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四大贡献（产品、市场、要素、外汇），就是由此引申出来的；三是关于工业化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的论证，其中首次强调了企业创新管理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同时提出了资源和人口的限制因素，这是很有预见性的；四是关于工业化的类型，第一次提出分为演进性工业化和革命性工业化两种类型，认为落后的农业国家只有采取革命性的工业化道路。 

    下面，我还要补充四点：一是他的论文研究的对象就是农业与工业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二元经济为何变为一元经济的问题，刘易斯就是在这个含义上提出二元经济理论的；二是他在论文中提出的工农业之间的联系的四大因素之一“劳动力”，正是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的依据，只不过他提到“资本”的角度来论证而已；三是世界银行经济专家钱纳里指出的：“拉丁美洲著名发展经济学家R·Prebisch提出的‘中心与外围’之说，是张培刚理论的引申。”四是正如谭崇台教授指出的：“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很有名，却是以中美洲的牙买加这个小岛为背景的。培刚从大国出发分析二元结构，这个思想非常重要。” 

    根据以上论证，归根到底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张培刚是国际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 

    创建“新发展经济学” 

    1988年10月，张培刚教授发表了《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一文（载《经济研究》1989年6期）。从而使国际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 

    该文提出建立新发展经济学的四点意见：一是要以发展中的大国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而是必须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角度探根溯源，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和发展问题，不能只就经济谈经济，而应联系历史、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综合地进行探讨；三是必须从发展中国家的本国国情出发，制定发展战略，对发展中大国应当考虑不同地区在发展层次的差别和不平衡状况；四是必须注意计划与市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类型发展中国家的新发展。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张培刚教授主编了《新发展经济学》一书。该书共分9篇33章，约36万字。总论中概括了该书理论研究的三个方面的内容：找出导致贫穷和落后的原因；探索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式；制定符合国情和时代潮流的战略与对策。重点是结合发展中大国、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进行理论创新。 

    “新”在何处？正如张培刚教授在《原版序言》中指出的：其一是要扩大研究范围，包括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其二是要改进研究方法，加深分析程度。具体地说，包括下列四点内容： 

    （1）以发展中大国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不论它是实行市场机制的，还是实行计划体制的。当然，也包括研究中、小型的发展中国家。 

    （2）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角度探根溯源。因为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和发展问题，不能只就经济谈经济，而应当联系历史、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综合地进行探讨。 

    （3）从发展中国家的本国国情出发，制定发展战略。就中国而言，更应当顾及各个地区间在发展层次上的不平衡，它们不仅有“二元经济”的内容，而且体现了“多元经济”的特色。 

    （4）近些年来，有不少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机制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已在一定范围内实行了国有或国营，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计划体制，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却已经发展了一部分私营和个体成分，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将在新型发展经济学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2001年的《增订版序言》中，张培刚教授又指出了以下四点： 

    第一，充分肯定了党的十四大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出这是现代史上的一大创举，是前无古人、石破天惊的崭新思想，它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根据当时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原版“初始资本形成”、“外资利用”等章，特添设篇幅，除充实原来的内容外，还专门分析了东亚金融危机与经济发展的问题。 

    第三，增加了新近出现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知识经济”问题的论述，增加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与知识经济的兴起”与“生态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两节。 

    第四，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客观经济状况的演进与有关理论的进展，增加了“企业家创新管理才能或企业家气质”、“中国乡村工业的成就及展望”、“稳定中实现经济起飞”、“发展中国家的就业问题”等章节。 

    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 

    在张培刚教授以上论著和理论的指导下，我们构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修订本，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早在1997年，在教育部人文社科教材编写会议上，我们申报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的编写任务，于1999年写成专著《中国发展经济学》一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特约出版；2001年改编成为《中国发展经济学概论》，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作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该两书先后获陕西省高校教学优秀成果特等奖，2006年获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首届优秀成果奖。 

    这两书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八化”和“十大关系”。“八化”是指：工业化、城市化；商品化、市场化、社会化、国际化；信息化、现代化。“十大关系”包括：①核心是农业工业化；②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③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关系；④社会化与国际化的关系；⑤三次产业结构与经济的发展；⑥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⑦国际经济关系与经济发展；⑧现代金融业的发展；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⑩转变政府职能，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在“修订本”中，我们将整体结构分为两大部分，即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前者包括：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论、社会主义分配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论。后者就是如何正确处理以上“十大关系”问题。我们认为，这样就在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充分吸取了张培刚教授新发展经济学的内容，构建成“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 

    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 

    这是我国经济学界近10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至今未有定论：有人认为，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没有什么国别的划分，“中国经济学”是一个假命题；有人认为，中国当然应当有自己的经济学，但具体是什么又众说纷纭，有人说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有人说是“过渡经济学”或“转轨经济学”，有人说是“中国经济战略与政策学”等等。我们认为，就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来说，没有什么国别的划分，就应用经济学来说，也很少有国别的划分；但就发展经济学来说，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规律有所不同，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之间也有区别，因此国别划分的发展经济学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至于“过渡经济学”或“转轨经济学”，是一个含混的名称，是由什么过渡到什么，由什么向什么转轨，都很难说清楚它们的规律性，怎么能构成一门经济学呢？至于战略和政策可以构成一门学科，但不一定是经济学，主要是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政治学与法学研究的问题。因此，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我们认为主要是应当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问题，也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问题。 

    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指导，突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充分吸收张培刚教授创建的新发展经济学思想，并借鉴古今中外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观点，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这就是中国经济学的主要走向，也是我们经济学界的主要任务，我们应当为此而努力奋斗。 

    创建珞珈学派，问鼎诺贝尔奖 

    我记得在母校百周年大庆时，当时经济学院召开一个老校友座谈会，参会的人除了本院的领导和老教师外，还有从外校归来的老校友如胡代光、刘诗白、董辅礽、彭明朗、何炼成等人。在会上有人提出“珞珈学派”的问题（好像是彭明朗校友提出的），可惜当时没有引起注意，没有进行讨论，会后我与彭大哥谈了一下。近几年，我在学习和研究培刚师的《农业与工业化》、《新发展经济学》和崇台师的《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等论著中，又想起了“珞珈学派”的问题。 

    我认为，以培刚师的《农业与工业化》的博士论文为起点，标志着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他1946年回母校任教，传播他的发展经济学思想，培养了一批学术接班人，后来虽然中断了40多年，但从80年代中期又接上了，近20年来取得了显著成绩。除了培刚师的《新发展经济学》外，崇台师推出《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以及一套《发展经济学研究丛书》，在全国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刘诗白教授的《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的代表作；董辅礽教授的众多论著，在全国影响极大，在国际经济学界也具有较大的影响；何炼成教授主编的《中国发展经济学》、《中国发展经济学概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被列入国家教育部“面向21世纪研究生课程教材”，受到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的热烈欢迎；李京文院士的有关论著，在全国也具有重大影响。可以说，这些论著都是“珞珈学派”的代表作，因为“珞珈学派”实质上就是“发展经济学派”，这完全是名实相符的。可以预期，发展经济学将有一个大发展，因此，“珞珈学派”也将有一个大发展。 

    关于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问题，这是我在西北大学“211工程”立项时提出的奋斗目标：“打出潼关，争取全国发言权”，“走向国际，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项目标我们已经基本达到了，第二项目标的实现仍遥遥无期。我想，在以培刚师和崇台师为首的“珞珈学派”的旗帜下，总有一天是可以实现的。 

    为此我建议：①在张培刚教授和谭崇台教授的指导下，进一步发扬“珞珈学派”的创新精神，推出新的发展经济学的精品成果，并翻译成英文版，进入国际经济学界；②以全国发展经济学研究会为基础，联合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西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浙江大学等校的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在张培刚、谭崇台两位教授指导下，集中力量攻关；③将有关发展经济学的代表作翻译成英文，迅速打入国际图书市场，并分送诺奖评选委员会评选委员和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④创办一个全国性的“发展经济学”刊物，分中英文两种版本，打入国际书刊市场；⑤扩大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的数量和范围，增设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⑥和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部和发展研究中心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争取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但愿我的“诺奖梦”能梦想成真，争取在我有生之年能够实现。我在期待着。 

[注]：这是我在培刚师“九五”大寿大会发言后，增加了许多内容，并整理成此文，应母校党委书记顾海良教授和王冰教授之约而写的。 

      何炼成，男，1928年生人，武大经济系1947级校友，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陕西省社科联名誉主席，著名经济学家，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两种含义，被誉为我国经济学“新中派”代表人物，学术著述颇丰，获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中国图书奖等多种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