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祖延:半生修典 一世传灯

朱祖延（1922~2011），江苏人。著名语言学家、文献学家。曾任湖北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从事教育工作60余年，先后主持多项国家大型文化建设工程，担任《汉语大字典》副主编、《尔雅诂林》主编、《中华大典 语言文字典》主编。尤其是《尔雅诂林》的编纂和出版，在全国学术界产生了强烈反响。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文献学家朱祖延日前辞世。他与病魔斗争数十年，以惊人的毅力带领一群人先后承担了《汉语大字典》、《尔雅诂林》、《中华大典 语言文字典》等多部大型典籍的编纂工作，出版著作总计达数千万字。在年近九十高龄，左眼几乎完全失明的情况下，还心系《中华大典 语言文字典》的编纂。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朱祖延先生的学生和女儿，听他们讲述朱祖延先生生前点滴。

治学

癌病中主持编纂三大词（字）典

1975年，由周总理亲自批准，鄂川两省担纲编写《汉语大字典》，朱祖延受命担任副主编。1984年，正当《汉语大词典》进入审定的关键时刻，朱祖延因为肾结石病倒了，之后，又被确诊为直肠癌，前后接受了3次手术。这时，正逢《汉语大字典》和《成语大词典》相继需要定稿，每次术后，这位老人便强忍着病痛与刀伤，步履蹒跚地赶到湖北大学古籍所上班，那场景让身边人为之动容。

朱祖延主编的《尔雅诂林》共有一千多万字，与上世纪初的《说文诂林》被学术界称作汉语史上的两大奇观，曾获国家古籍类图书出版金奖。

逝世前夕，朱先生正参与编纂的《中华大典》全书将达七亿字，规模与《四库全书》相当，属当代学者编纂的最大类书。女儿朱寄说，父亲最遗憾的是，没有看到《中华大典 语言文字典》的完成。

清样后要修改自己掏钱让出版社重新排版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李崇兴曾和朱祖延共事多年，李崇兴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朱先生是对自己的一生影响最大的恩师。

朱祖延先生对待学术非常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有一件事给李崇兴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是上世纪80年代，正逢朱祖延的《北魏佚书考》编纂出版，当时，李崇兴在北京读研究生，受朱祖延之托帮忙在国子监查找、核实和补充一些材料，“当时，《北魏佚书考》这本书已交给出版社，排好版马上就要印刷了，朱先生忽然发现有个地方需要修改，他马上找到出版社的人要求进行修改。那时采用的还是铅字排版，几个字的增删就意味着后面所有的内容都需要工人再次手工排版一遍，但朱先生非常坚持，他说，这个地方非改不可，工人师傅加班额外劳动的钱由我来出。他就自己付钱做了修改。”

结束中国长期没有引用语工具书的历史

吕叔湘先生曾建议，希望有人能够编写一本关于引用语的词典，这项工作最后由朱祖延完成了，他先后编撰了《引用语词典》与《引用语大词典》，结束了中国没有引用语工具书的历史。

李崇兴回忆，“朱先生旧学根底很好，读书多，他在编《汉语大字典》的过程中接触了大量材料，可以说是以一生的积累承接了这项工作。”他说，《引用语大辞典》最早出版时只有约70余万字，出版后，朱先生又不停地在第一版书稿上进行批注，增加内容，今年最新出版的《引用语大辞典》，总字数已经达到了两百余万字。

对话朱祖延之女

父亲老来慈祥平和，我们会揪他的长寿眉，笑称他是老猫头鹰，我女儿还会在他头上扎小辫

广州日报：生活中的朱先生是什么样的，会很严肃吗？

朱寄：平时和学生们一起做研究会比较严肃，学生们对他很尊敬，后来，父亲年纪大一些，有时学生们也会逗他开心。在家里他是个很慈祥平和的老人，我们都不怕他，他有特别长的寿眉，我们有的时候和他开开玩笑，把他的眉毛揪一揪，说你就是一个老猫头鹰，我女儿小的时候还会他的头上扎小辫玩，我们都不怕他，每到这个时候，他都很开心，他晚年特别愿意待在家里，不愿意去医院，尤其是最后的这几年。印象特别深的是，武汉的夏天天气非常炎热，我小时候，晚上睡觉，特别喜欢躺在他的臂弯里，他会一整夜都给你扇扇子，你会睡得很香，很踏实，我女儿也是这样。

对他而言，工作就是娱乐

广州日报：你觉得，朱先生性格最鲜明的特点是什么？他平时有什么爱好？

朱寄：我觉得他很能忍耐，很有韧性，只要是自己树立的目标，就必须去做。至于外界一些干扰，或者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或委屈，他并不在意，更不会对工作造成影响。

他几乎没有什么爱好，就是喜欢看书，或者是写东西。我常常觉得，除了看书不知道他还能干什么。对他而言，工作的时候也就是在娱乐。

广州日报：朱先生主编的往往都是些大部头书典，工作量很大，他每天的工作时间是不是特别长？

朱寄：他在家里的生活非常规律，冬天大约六点多钟起床，夏天五点多钟起身，他喜欢种花，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浇花，然后吃早饭，之后就开始看稿子，再看看报纸，喝点茶。下午休息一会儿，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看书或看稿子。后来，他身体不好，编《中华大典 语言文字分典》时，都是学生或同事把稿子送到家里，他在家里看稿。 《中华大典 语言文字典》的编写工作是他最后比较牵挂的一件事，到现在也还没有最后完工，每次谈起这个，他就觉得比较遗憾，他和很多人谈起，说我这个事情没做完，不能善始善终了。

育人

学生论文不容一字有错

做红烧肉送给加班同事

朱先生治学严谨，但在生活上对同事和学生却十分关心。李崇兴说，有一件事情，让他至今仍然感念。“1979年，由于营养不良等原因，我患上了黄疸肝炎。当时，学校没有隔离措施，生活上也无法得到任何照顾，只好休学回家。”“我爱人找到了朱祖延先生，朱先生二话没说，就帮我找到了隔离室，还借到了一辆小轿车亲自到火车站接我。又帮我联系医院，我一辈子感谢他。”李崇兴后来进入华中科技大学任教，每年都要去看望朱祖延先生。

中文系系主任一做30年

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郭康松，在1985年投考到朱祖延门下，就读硕士研究生。郭康松说，在湖北大学，大家都亲切地称朱先生为朱夫子，“先生从1958年开始做中文系系主任，一直做到上世纪80年代。我们跟他开玩笑，说你可以实现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做一个职位做了将近30年。”

他回忆， “作为老师，朱先生非常严格。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中有个错字，没有校对出来，论文答辩时，朱先生专门提出来，他问我，你的论文中有个错字你知不知道。他一口就说出了这个字和字义。”但在生活上，朱先生对学生却是非常照顾。 1988年，郭康松研究生毕业，留在古籍研究所工作，当时没有住房，朱祖延特意安排出一间办公室给他做宿舍。“我们的两位师弟，都是年纪不大就去世了，朱先生很痛心，自那以后，他见到我们总是叮嘱我们，要先照顾好身体，才能做好工作。”

和朱先生一起工作时，虽然工作状态总是很紧张，但却很开心。郭康松说，当时，古籍研究所有不少年轻人，由于要做课题研究，工作总是安排得很紧张，常常需要加班。“先生就自己买肉，做红烧肉，送过来给我们改善生活，当时情景到现在都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