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杰 石云霞: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逻辑


(熊杰: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灵魂。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和外延,是理解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所作贡献的基础条件。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的现实必然性:世界局势的新变化

习近平在谈到世界局势新变化时,引用了英国文学家狄更斯的一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1],来描绘自工业革命之后整个世界的状况。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无界化等的持续推进,影响世界发展的正面和负面因素相互并存和相互影响,世界局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维护与破坏国际秩序的双重因素交替出现二战之后建立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家主权制度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这也成为当今国际秩序和主权国家体系赖以运行的基石。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迭起在世界范围内基本形成一个以《联合国宪章》为宗旨和原则并相互确认主权的国际格局,为世界安全和稳定奠定了外部环境,创造了发展机遇。同时区域和地区内冲突不断,一些国家“身体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2]。通过鼓励、资助他国内部反对派、在野党的分裂活动,以公开或隐蔽化形式强行干涉他国内政,输出冷战、零和博弈思维,挑战和威胁“相互确认的主权国家体系”[3]P4。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以来,“贸易保护主义”狭隘应用、“新干涉主义”滥用、“民主”“人权”成为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的口号,这些挑战都对部分国家和地区制造了混乱和动荡。究其原因,是部分国家基于自身利益诉求而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内心态的失衡。主权理论的纵深发展固然需要,但发展的前提不是为了否定、破坏以《联合国宪章》为原则的主权制度,而是更好地维护新的国际秩序,保障世界各国在一个相对安定和谐的外部环境中,共同繁荣。这是对为什么“中国人民不接受强国必霸的逻辑”[4] 的回应,也是中国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真正的价值旨趣。(二)发展与风险交织影响着经济协调和均衡发展一方面,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以西方国家为中心而主导的产业布局,会使发展中国家在分工、生产、交换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局面。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化建构维护自身利益和超然分工地位的交换体系,并将发展中国家置于国际生产价值链条的末端,造成全球性的发展不平衡,进而引发南北之间的发展鸿沟,造成国与国之间巨大的贫富分化。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的“中心-外围”理论、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提出的“不平等的发展”都指出了这个症结。另一方面,全球化使得世界范围内的风险传播速度加快,形成由点及面的风险覆盖。经济全球化之前,一国金融风险只由本国承担;经济全球化之后,一国金融风险将迅速变成全球性金融风险,需要全球各国共同应对。加上一些非传统性安全问题如气候问题、恐怖主义、重大疫情、自然灾害等,都需要世界各国携手共同防范、合作和交流。(三)携手合作和共同担当成为时代主旋律在一个日益互联互通的国际社会,改革、发展和稳定成为困扰许多国家在治理方面的难题,并且时代提出的发展问题是各国无法独自解决的,必须通过合作手段来化解。“地球村”里聚集着越来越多的核心议题,都要求各国携手合作,采取有效的全球变革和治理。各国携手合作进行全球治理的过程实际上涉及到了责任担当问题,每个国家在全球治理过程中都要有责任担当意识,要将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置于国际关系层面来进行思考和谋划。全球变革和治理不是各国博弈的竞技场,不是“零和博弈”的试验田,不是“各美其美”,而是“美美与共”[5]。各国之间要坚持“合作而不要对抗、双赢、多赢、共赢而不要单赢”[6]P385,凝聚共识,寻求最大的公约数,扩大合作面。(四)互学互鉴和交锋对立的文明冲突世界互联互通带来了各国文明的互学互鉴。各国在科学、技术、教育、民间等方面展开了广泛的合作与交往,推动着文化交流向着常态化方向发展。各国在交往中取长补短,世界“花园”中呈现出“百花齐放春满园”[7] 的多样化景观。但西式“民主”的意识形态借助于文化交流的纽带对外输出,垄断话语权的问题依然存在,并与他国文化形成交锋对立的态势。在文化交融互鉴中,各国在彼此文化的理解、社会制度的包容、价值观念的认知、发展观等基本范畴上,亟需取得更多共识。认同世界应当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这是因为各国的文化发展都是在世界整体性文化内部交流、交锋、交融中获得了发展的动力,因而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是多元共生、并行不悖的。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和阶段性划分:历史发生学的逻辑

世界格局的变化,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了可能性。尽管西方国家致力于消解因世界格局带来的变化和相关风险等消极因素,但在利己主义、霸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统摄下,西方治理体系、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均无法跳出“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发展模式,西方垄断资本的贪婪与霸道成为束缚国际交往的锁链。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治理体系给人类社会整体意识带来一种张力。人类社会亟需一种能够共同应对全球风险、保障人类整体安全,实现各国和平与发展的治理体系和发展理念。在这样的条件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符合各国的共同期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重大课题的深入思考,是对如何化解全球治理风险而提出的中国方案,也是向世界贡献的中国精彩。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于以往西方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主张“共商、共建、共享、共赢”,是一种去中心化,以多元主体的平等参与、共同协作、责任共担、成果共享为核心原则的发展思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国内学术界似乎并未达成某种共识性的认识。有的学者从历史发生学的视角阐述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如周安平(2018)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探讨》一文中,根据“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首次在多个不同场合的出现情况,梳理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脉络;张辉(2018)使用党的十八大和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及习近平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和日内瓦总部的两个讲话,论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冯建军(2018)在《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教育》中依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几个关键时间节点,强调在时间维度上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的学者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过程细分为几个阶段,使研究在方法论意义上条理清楚、层次分明。饶世权、林伯海(2016)将习近平阐释和平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2012年11月-2012年12月)作为第一阶段,向世界推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思想(2013年3月-2015年9月)作为第二阶段,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共同价值联系(2015年9月-至今)作为第三个阶段,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有了阶段性的飞跃;张战(2017)明确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阶段特征,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和成型阶段(2013年3月-2015年9月)、扩展和深化阶段(2015年11月-2016年12月)以及成熟和落实阶段(2017年-至今);等等。通过对比发现:学者们在界定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形成的时间阶段上,存在不一致,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一个统一的时间标准,进而留下一个可供讨论的认识区间。基于习近平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文献,展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发展和形成的讨论,是合理并且必要的,因为这有助于打开研究视域,厘清概念。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思:习近平的哪些重要讲话、演讲和署名文章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涵,又在何种程度上发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形成时间线索的文献资料应该包括以下特征:一是创新性。某个特定的文本资料折射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比之前的共同体有所创新,包括理论的创新、概念的界定、思想内涵和外延的丰富等。二是贡献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相较于之前,带来了哪些贡献?包括宏观层面上对世界的贡献、区域或地区国家的贡献、周边国家的贡献、对本国的贡献;中观层面上对社会的贡献、民族复兴的贡献;微观层面上对个人的贡献、个人中国梦的实现等。三是实践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必定是理论走向现实、指导实践的过程,能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实化必定构成共同体发展的一部分。按照上述三个特征,可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是提出阶段,即从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倡议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 开始,到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提出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8] 的总方略。在此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在创新和发展中,逐步明晰,不断完善,完成了由表及里、由点到面、由浅到深的发展路向。如习近平在《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演讲中指出,发展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内涵在于“五个坚持”[9],即坚持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和开放包容;在《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的讲话中强调,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涵在于“平等相待、互利合作、交流互鉴、国际协作、整体合作”[10];在《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的主旨演讲中指明了迈向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路径:一是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二是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三是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四是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在《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中,习近平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归纳、综合生成总体范畴,并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言说实质的核心内容,即“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以及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8]。第二是扩展和推进阶段,即从2015年10月12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讲话,主张“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始,到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的演讲,强调“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外延丰富和理论深化时期,也是中国推介全球治理新方案的贡献时期,更是中国承担国际责任、诠释中国精彩的发展时期。如习近平在《携手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的主旨演讲中,首次将“减贫”“共同发展”[11] 纳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范畴;在《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讲话中,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包括“发展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树立正确的义利观、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12] 等内容;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公报中,习近平把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外延至各国利益相互关切的层面,强调“坚持对外开放”[13],并打造合作共赢的对外开放格局;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展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发展的景象,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扩展提出认识深化的实施路径。他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是“各尽所能、合作共赢、奉行法治、公平正义、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社会,即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必定具有上述特征;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进一步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发展范畴,认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在原有的范畴中,加上“网络互联互通、文化交流互鉴、经济共同繁荣、保障网络安全、搭建互联网治理体系”[6]P306-308 等内容;在2016年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习近平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14]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和旗帜;在华盛顿核安全峰会上,习近平将核安全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主张建设一个“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15];在亚信第五次外长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提出“发展道路”“国际秩序”“国际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容,致力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坚持和平的发展道路、坚持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国际秩序,并发展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国际关系”[16]。在秘鲁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从“经济”“发展”“改革创新”的角度赋予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多的意义,如命运共同体指的是经济发展是一种开放型世界经济,内在包含“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的增长模式,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保持开放、包容、普惠和共赢的原则和制度安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进,强调的是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对各国的贡献,包括理论的贡献,即上述思想理论的发展、概念内涵的深化及外延的拓展,也涵盖对全球发展的贡献和各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的价值认同。从2015年10月至2017年1月,人类命运共同体使用的频次逐年升高,被广泛运用至发展与世界各国外交关系和处理世界发展等领域。仅在扩展阶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就运用到中国与东盟、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金砖国家、二十国领导集团等地区和国际组织关系中,也被运用到中国发展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中,如中国与阿拉伯、尼日利亚、老挝、莫桑比亚、巴基斯坦、多哥、波兰、乌兹别克斯坦、刚果、秘鲁、俄罗斯、柬埔寨、尼泊尔、乌拉圭、越南、新加坡、英国、南非、厄瓜多尔等国的外交关系中,除此之外,发展中俄的战略伙伴关系、中美的新型外交关系均运用和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思想。第三是成熟和落实阶段,即从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明确定义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个世界”的本质内涵开始,到现在都处在这个阶段。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现在进行时,不是完成时。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文中,习近平提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是全球各国分散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传统与非传统风险的有效办法,也是全球发展的最终取向和目的。其中,持久和平是基石,普遍安全是保障,共同繁荣是核心,开放包容是特征,清洁美丽是底色。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因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已经开始向现实发展层面铺陈,成为理论与实践统一的科学理论。它已不再是单方向的倡议,而是全球治理的共同方案。如2017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会议决议,而党的十九大则将“坚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定义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17],成为具有内在约束的文本规范。通过对比习近平在这一时期的主旨演讲、讲话、署名文章等,不难发现:“战略对接”一词被频繁使用。如习近平在2017年6月8日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会谈时,强调“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同‘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18];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中指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的对接”[19];在2017年7月5日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谈时强调,支持两国的企业实现“‘中国制造2025’同德国‘工业4.0’对接合作”[20] 等。“战略对接”映射出战略认同和发展共识,双方只有在彼此认同的基础上,才会进入更深一步的合作,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已经进入战略落实的阶段。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丝路基金的设立,亚洲投资开发银行、中东欧“16+1”金融控股公司的创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峰会、亚信峰会等会议的举办,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思想领域向实践领域的过渡,也向世界证明中国的发展能给各国带来发展红利,增添发展动力,激发发展活力,是合作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共赢的发展,各国的发展都能“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6]P151。尽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发展阶段划分依据、标准不尽相同,但从命运共同体发展历史而言,大致可分为上述三个阶段。它们构成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型塑“五个世界”的命运共同体内涵,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导入全球治理的体系中,赋予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和实践性,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范畴。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贡献

每一个时代都有立于时代潮头的科学理论,引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开始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理论如何解决自身发展的问题以及处理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是中国就全球治理难题提出的中国方案,为人类发展奉献的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开历史先河、答时代之问、发中国声音、讲中国故事,是科学的理论、伟大的理论、历史的理论三者的辩证统一。准确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贡献,不仅有利于回应历史向我们提出的时代难题,并且让我们在坚定理论自信的同时,能更好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体系和话语体系。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贡献,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审视。(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提供了中国经验当前,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充满机遇和挑战,希望和不确定性交织影响着人类发展思维,人们对未来有期许也有困惑,究其原因,在于抑制人类发展的安全问题愈发突出,并结合时代特征,呈现出复杂性,往往看似一个单纯的安全问题,背后牵连着多种非安全的因素,意味着以往解决问题的单一办法已经不适用于时代的发展;安全问题的跨国性更加广泛,安全问题已经跨出一国的范围,显现出安全问题扩大化的态势,表现为一国安全问题积重难返将形成“安全洼地”[6]P484,或外溢成区域或者全球性的安全问题,超出了一国解决安全问题的能力,“独善其身”已是过去式,共同安全是现在式;安全问题的多样性更加普遍,且层出不穷,“三股势力”的威胁、网络安全问题、跨国犯罪、难民危机等问题,都体现出问题的复杂性。因而,破解全球安全问题的经验是中国向世界作出的贡献。第一,努力建设共同享有安全的保障。安全稳定是各国发展的前提,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共同应对安全问题是时代赋予各国的发展责任。因为“人类社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联系日益紧密的整体,相互依存的程度也逐渐增强,社会的发展变成了世界性的活动”[21]。以往在安全责任上的“寻租”,企图要求他国多承担安全责任,而实现自身安全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是一套维护安全稳定的双重标准,是大国霸权主义的做法。实践已经证明,从他国动荡中收获和平稳定,不是国与国之间相处之道,也不是和平发展的长久之计。在安全问题上携手共进,共同应对,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发展经验,尤其是习近平在亚信第四次峰会上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为世界安全合作开创了新的历史局面。世界的安全是全球每一个国家的安全,不因国家大小、贫弱、历史的或文化的传统、发展道路、制度选择的差异而异,是包容的安全。各国在享受安全保障时具有平等权利,不能为谋求地区性的安全而牺牲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特别是在传统与非传统的安全领域,各国更应该凝聚安全发展的共识,增加安全战略的互信,以协商、对话的形式,加强地区或区域性的安全合作,共同应对复杂多变的安全威胁。同时,加强各国安全的合作,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场形式、运动,是久久为功的持续努力。“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22],实现世界各国共同享有安全保障的目标,任重道远,道路曲折,前途光明。第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实践经验。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对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即“中国如何发展?中国发展起来了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23] 在实践层面上的回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各种别有用心的奇谈怪论层出不穷。“中国威胁论”“军事扩张论”以及“文明冲突论”等甚嚣尘上,甚至制造舆论诋毁和污化中国。其实回首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不难发现:革命和战争使中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的向往成为一种热切期盼。中国人民深知和平的可贵,更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机遇。中国人民需要和平,任何形式意义上的动荡、战争都不符合人民发展的需要。中国人民坚持和平,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对外交往的介质是瓷器、丝绸和茶叶等,而不是利剑和大炮。中国人民一直在维护世界的和平,坚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秉承开放包容理念,携手同世界各国提振世界经济发展。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也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实践横断面上,打破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中国动力在世界经济处在大变革大调整的艰难时期,中国经济的腾飞给世界经济复苏打上了一剂强心针,成为世界经济向纵深发展的主要动力。第一,中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给世界经济带来发展的实践动力。中国以反对地区和区域性的贸易保护主义为前提,秉承对世界各国友好合作的态度,具有开放式的发展特征。各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方案下,以互利共赢为目标,共建共享,使得资源配置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改变以往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发展方式,突破了地区性的垄断和贸易保护的壁垒,为世界经济发展走出“发展停滞和通货膨胀”增添了活力和动力。第二,让各国人民共同享受发展成果的理念,给世界经济带来消费动力。消费不仅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也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经济的发展坚持共建共享共赢的原则,意味着各国都能参与到中国发展建设中来,一起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实现在世界范围内的均衡发展。这种发展模式打破了以往以区域和组织为保护边界的排他性发展,冲击着西方在发展过程中的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的游戏规则,使得参与全球分工的各个国家都能获得自主性的发展。一种更加均衡的生产性关系的调整带来了消费关系的变化,促进各国均衡消费的同时,又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多消费动力,实现世界资源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大领域合理流动和良性循环。第三,中国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给世界的发展带来潜在的动力。产业结构调整使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等特征,经济发展充满创新活力,开始出现相互联动的发展趋向,并逐步完成利益融合。“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世界市场,同时也给世界经济走出金融危机注入发展动力。未来的十五年间,预计将“进口24万亿美元商品,……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2万亿美元”[24],根据相关资料的统计,自2012年至201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率年均保持在百分之三十以上,这说明:中国开放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模式对提振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共同繁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旨趣,也是中国经济对世界贡献的价值所归。(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以来,得到世界范围内多数国家的赞誉和积极参与,究其原因,是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所内含的中国智慧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同。这些中国智慧包括开放包容的智慧、协调和谐的智慧、创新务实的智慧等。发展新型国际关系,彰显了开放包容的智慧;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突出了协调和谐的智慧;建设和完善治理的体制机制诠释了创新务实的智慧。第一,发展新型的国际关系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开放包容的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不是经济上的“马歇尔计划”,也不是政治上的霸权主义扩张计划,而是希望改变原有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合理的部分,以一种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让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全球治理,这是中国的处世哲学和中国智慧。开放,是对世界任何国家的开放,但有前提,即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中国在发展新型国际关系时,超越了西方以意识形态先入为主的划界依据,突破了区域性国际关系对封闭性格局的路径依赖,也摆脱了基于自身利益引发的猜忌、隔阂和互不信任的认同机制的束缚,珍视、真诚、真心发展与各国的关系。开放,是各个领域全方位的开放。经济上,倡议共建“一带一路”,落实各国发展计划的战略对接工作;政治上,加强同各国高层的密切往来,在治理腐败、发展民主政治、保护环境等方面交换看法、意见和建议;文化上,密切青年的交流和往来等,都体现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开放的智慧。包容,是在发展与各国关系时,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原则,凝聚共识,寻求最大公约数,尊重各国基于自身国情而选择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在涉及彼此重大核心利益时予以关切,在双方达成共识的合作项目上尽快落实,使发展的成果为两国人民共享。“一花不是春,孤雁难成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包容世界的多样性,这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智慧。第二,秉承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协调和谐的智慧。由于各国历史和国情不同,发展水平呈现高与低的差别,就发展速度而言也有快和慢的差异,这意味着在制定国际规则和承担国际责任时,要更多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不是按照西方国家中心主义的逻辑,将更多的发展责任推给发展中国家。打破这种逻辑需要有协调平衡的智慧。协调,就是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将各国的行动、认识聚集在一处,变成统一的行动,形成共同的发展。如在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的问题上,如何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将二者共同的利益诉求转化为统一的行动,体现着协调的智慧。和谐,就是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尽量避免冲突、防止各国矛盾的激化,采取协商对话的形式,管控分歧,化分歧为发展动力。如中国在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冲突、朝鲜半岛局势等国际治理问题上促和谈判的努力、沟通协商化解分歧的办法,展现了中国协调和谐的智慧。第三,建设和完善治理的体制机制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创新务实的智慧。多年以来,中国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日益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展现出中国创新务实的智慧。创新,就是在全球治理中打破以往不合理体制机制的束缚,提出一种符合各国人民、面向未来的理论构建和实践规范。“一带一路”的建设,创新了各国发展的方式,打破了以政治、经济为主要标识的,以排他性为主要特征的区域一体化发展,为世界各国实现合作、共赢、普遍、均衡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集中展示了中国创新的智慧。务实,就是用现实的发展成果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从2013年3月提出,经过五年的发展,成绩斐然。“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的设立、丝路基金的开放等,给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更多物质内涵,使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抽象走向具体,从倡议走向了成文的方案,使发展的成果为共同体内部国家享有,这就是中国务实智慧的注解。(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政治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人类自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原来以西式为中心的话语体系逐渐在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领域衰弱,西式民主为各国带来的动荡、混乱等弊端日益暴露,各国如何发展本国制度和处理国际关系,是各国需要面对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一经提出,之所以立刻受到广泛的关注,这是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向世界提出了一种比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治理体系更加民主、平等的全球治理方案。这种新的方案主要包括:第一,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方案。发展民主国际关系,不同于西方“少数人的民主、低效的民主、内外矛盾的民主”[2]P48-50,其核心要义和理论起点是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制度和发展道路,不以冷战思维划分阵营,反对强权政治,各国平等参与,并以协商的方式参与国家事务的治理,以上内容共同构成中国向全球治理提出的方案。这种方案和其他方案在比较上,不是全盘否定和排斥的关系,而是在综合其他方案的基础上,更多考虑各方利益关切,突出了民主决策的特征,因而具有普遍的兼容性和参与的广泛性。第二,合作共赢的发展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向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种发展的方案,它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单赢,将治理的重点聚焦于发展,用发展的成果凝聚共识,为全球治理开辟了一条根本性的发展路径,为解决世界问题敞开了一道发展大门。纵观人类社会,发展问题一直是困扰人类生存的主要因素,各国之间的冲突根植于发展不平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就是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抓住了发展这个核心,找到了厘清国际关系的总线索。实现合作共赢的发展方案,满足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对资本增殖逻辑主宰国际分工的消解,也是实现人类生存价值和发展福祉的本质诉求。第三,互联互通的建设方案。互联互通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也是实现全球治理的前提条件。互联,是指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需要加强联系,用合作代替割裂和对抗。当前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时,区域保护主义主张通过设置贸易壁垒、技术壁垒,人为隔断与世界的联系,抑制互联互通的建设,维护局部利益,是一种逃避全球治理责任、没有担当的做法。中国在加强与世界互联方面的做法是用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等寻求与各国发展的共同点,形成合力,通过合作协商的办法,厚植共建共享共赢的根基,倡议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传统和非传统的风险,实现共同发展。互通,是在互联的基础上,在实践层面促进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发展,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如“一带一路”与各国发展计划的战略对接、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计划、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科技伙伴计划等,都是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互联互通的实践经验,也是向全球治理提出的中国建设方案。第四,坚持正确义利观的价值方案。义,是发展世界政治的价值取向;利,是解决政治建设的发展问题。在发展世界政治的过程中,义和利,价值取向和发展问题常常存在矛盾。在发展的初始阶段,义和利的价值观、政治建设的价值取向和发展并未产生真正对抗,比如世界各国在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即打击恐怖主义、防止自然灾害、重大疫情时,政治建设既可以解决各国发展问题又能实现各国的价值,是矛盾的统一。当义和利的价值观发生尖锐矛盾时,当世界政治建设危及到各国利益时,西方中心主义沉渣泛起,历史虚无主义、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出现,人类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穷兵黩武、弱国无外交等思想成为国际社会解决政治问题中挥散不去的阴云,也是各国实现发展与价值取向的对立。中国以义为先的价值观或许是解决这个矛盾的钥匙。从中国加大对非洲的援助,倡议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能平等地参与国际治理到构建以合作共赢、共建共享共赢为原则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体现了一个大国的担当和对世界负责的态度,因而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是中国向世界政治建设提供的价值方案。(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发展世界文明提供了中国色彩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而言,就是要以交流互鉴的方式,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中国在文明交流上的互学互鉴,坚持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尊重各国各民族的文明、向其他文明学习借鉴的做法,无疑给发展世界文明增添了一抹中国亮色,展示了中华文明的色彩。“和羮之美,在于合异。”[6]P421 各国文明的千差万别、姹紫嫣红,给世界文明带了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也显示出世界文明的开放包容性。尽管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发展史的国家,也是唯一一个文明没有断代、延续至今的国家,但没有停止发展,而是与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保持继续发展的态势,并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培育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华文明在与世界文明的互学互鉴中,体现出的中国色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每一种文明都具有独特的存在价值,都有学习和交流的必要。在与各国文明的交流中,应坚持求同存异、相互学习和借鉴,不应独尊某种文明而贬损其他文明,导致“种族歧视”“文明冲突论”的兴起。中华文明在和各国文明交流的同时,始终坚持文明没有优劣的立场,以积极的学习态度,吸收各国文明的精华,取长补短。二是尊重各国各民族的文明。尊重是文明交流的前提,是文明发展的助推器。在看待民族文明的立场上,不能以经济发展快慢的标准衡量文明的先进性。世界各国各民族文明在价值上都是平等的,应秉承博采众长的互鉴态度,在交流互学中发展本国文明。三是向其他文明学习的态度。文明具有包容性。中华文明只有向各国文明不断学习,才能给文明的发展带来动力,丰富世界文明的色彩。因为不论哪一种文明都是各族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都能给中华文明带来时代的内涵,是发展中华文明有益的补充。中国人民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生发的思想、理念和智慧,提出的方案,为全球治理作出了卓越的中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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