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仕先：鄂东抗战几则史实辨析

抗战时期，鄂东10县过半地域沦陷，中共领导的鄂省第一支抗战武装——独立五大队，与国民党各路部队杂处于北部山区，在极其艰险困苦的夹缝中，机敏顽强地求生存求发展，短短几年间，壮大为独立团和新四军五师十四旅，成为举足轻重的抗战力量。讲极其艰险困苦，是既要反击日寇频频发动的疯狂扫荡，又要应对来自国民党方面的挤压围剿，真可艰辛倍尝。建国后特别是近年来，各种史著包括回忆文稿不断涌现，颇为喜人。但细观其内，亦发现诸多不足，如以偏概全，记述失实等等。还有个别文字不知出于何意，竟然歪曲历史，颠倒黑白，造成不必要的混乱。鉴于此，笔者拟根据现有史料，对几则重要史实，作一简要辨析。 

一、抗战时，程汝怀改恶从善还是冥顽不化

程系黄冈黄安（红安）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和南京陆军大学，入伍一路飘升，官至中将师长。1932年初，弃戎从政，出任省府委员兼第四区（黄冈）行政督察专员。适逢国民党重兵进剿鄂豫皖苏区，程到职立即将衙门迁往黄安，就近调集人力物力，配合进剿行动。主力红军长征后，他又指挥属下保八团，搜捕红军留下的伤病员，残害苏区民众，干尽了坏事。抗战伊始，特别是沦为敌后期间，军政大员程汝怀又如何作为呢？有文字称，我五大队成立之初，程亲赴驻地点验人数，计发粮饷；当新建武装首战告捷，一举拿下敌宋墙据点，也曾派人前去慰勉。更有回忆长文讲，1939年初秋，境内广西军趁程外出视察之机，擅自发动进剿五大队驻地夏家山，一手制造凶杀惨案，倒是程闻讯赶回制止，强令释放被捕人员，平息剑拔弩张事态。此文还说，不久程被广西军挤走，远赴重庆避祸。抗战胜利才返回武汉闲居。1949年5月，解放军隆重入城那天，他举小旗与市民一起上街欢迎。此类记述似乎表明，抗战爆发后，程尚能从民族大义出发，改弦更张，与我五大队友好相处，至解放前夕，还一跃成为拥我民主人士。 

事情果真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抗战初期，程指示属下阻挠青年学子搞救亡宣传，并视两党停战协定为废纸，继续监视限制中共党员与进步人士活动。沦陷时刻，游杂武装蜂拥而起，程一一承认列编，唯独不受理我部申请。相反还在我训练营地芦山坳、夏家山周围屯兵设卡，截扣过往人员和补给物资，制造一波又一波摩擦事件。至于点验人数计发粮饷，那是我已获正规番号，在代管鄂东事务的广西军总部指令下，不得不虚假应付，且仅仅一月了事。宋墙之捷影响甚大，程迫于舆论压力，自然要作点敷衍文章。一俟重庆下达“限共”密令，程立即脱下伪装，将夏家山围堵变围剿，多路出击，妄图一举歼灭之。惊天血案传到延安，毛主席极为震怒，著文遣责道：“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到处点火，在湖南闹平江惨案……在鄂东就闹程汝怀杀死五六百共产党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中共党史记载：程汝怀部惨杀共产党员和群众500余人——上卷534页）。如此严厉警告，程汝怀充耳不闻，反倒变本加厉，制定对我鄂皖边游击区“三月清剿”计划，实施更大规模的百日围攻，再添累累血债。值此凶险关头，李先念率领的南下纵队抵达鄂境京山地区，中央军委连电向李通报程部卑劣行径，其中一份还要求：扩大军队至三万以上，坚决消灭程汝怀！可见愤之深恨之切。1941年，受皖南事变影响，广西军趋于反动危害加剧，上升为主要矛盾，且程汝怀亦遭彼排挤，见此状况，五师十四旅（张体学任政委）与鄂东地委商量改变策略，拟回头牵拉稳住程，减少对立面，于是派人与之接触。没料想老顽固不仅拒绝“联”“拉”，反倒出台一份所谓《奸伪投诚改编实施办法》，仍行恶毒攻击之事，导致谈判破裂。1942年7月，程十年任期届满调往重庆，出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三镇留守军警集体倒戈起义，查阅相关资料，未见居汉的程汝怀有参与表现。倒因为他过去作恶太多，民愤极大，上街露面被人发现举报，军管会依规收监审查。综上所述，抗战头五年程主政鄂东期间，并没有象某些文字记述的那样改恶从善，其反共态度始终如一冥顽不化。1951年病故于武汉狱中，给他不光彩的一生划上了句号。 

二、广西军自始反共还是半途因势变脸

1938年秋，日寇多路包抄攻陷武汉，鏖战鄂皖边境的广西军廖磊集团（第21集团军），来不及随主力撤往平汉路西，被抑留于大别山中，担负敌后抗战使命。该集团总部驻立煌（金寨），廖兼安徽省主席，代管鄂东事务。属下第七军扎营鄂皖边境滕家堡（今胜利镇），其一七二师师部设罗田三里畈，布防巴水一河两岸，距离我五大队夏家山、芦山坳营区仅几十里地。两家防线邻近又面对共同敌人，本应相依联手御寇，然而历史捉弄人，双方竟是一种难以言讲的复杂关系。 

在诸多抗战论著中，充斥着桂军围追堵截字眼，如1939年9月，配合程汝怀围剿夏家山；1940年6月，远赴大小悟山支援程部顽十九纵，阻挡李先念部队越平汉路东进；1943年7月，五师一部兵出浠（水）蕲（春）抗敌，桂军竟跟踪袭扰，破坏行程；1944年8月，再度进犯大悟山，等等。双方冲突次数愈来愈多，时间又长又久，在人们印象中，似乎结怨很早很深。然而细察交往经过，事实又并非如此。廖集团留驻大别山之初，与中共关系不仅友好，甚至可用“亲密”二字来形容，无论创建政权还是扩展社会联系，全都仰仗我党支持。为了便于商量，还特地将鄂皖区党委请来立煌（金寨）同城办公，属下抗战动委会、《大别山日报》等重要机构，亦交共产党人主持，域内关键县份英山，廖选派中共干部杨必声、魏文伯分任县长科长（后者实为县工委书记）。获知程汝怀拒不受理我立户申请，廖应区党委要求，及时颁发了独立五大队正规番号，并赠送一部军用电台。此外，还利用代管鄂东事务职权，责令程汝怀计发粮饷，等等。可见彼此情谊非同一般，这段真实历史，见证两党两军团结共御外侮，弥足珍贵，不能因时间短暂而忽略漏记，更不能受观点左右被抹煞。 

后来之所以发生愈来愈严重的对立事件，或者说广西军变脸同室操戈，根子全在于“势”变。细分有三：其一，1939年春夏，国民党高层连续下发《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秘密文件，自上而下掀起反共逆流，制造平江、确山等地重大惨案，毒化全国抗战气氛。廖磊迫于压力，不得不与中共分手，但他没有抓捕相残，而是礼送出境，故而我区党委包括在廖部工作干部一人未失，全都安全转移到皖中新驻地。其后所部一七二师被迫参与围剿夏家山，亦未尽全力出重手，也没有按程汝怀要求，撤销或废止五大队番号，体现他最后一分同情与牵挂。其二，夏家山事件尚未结束，爱国将领廖磊不幸病故，我党痛失一位真诚朋友。取而代之的是五战区副长官李品仙，此人极端仇共，到职伊始便大放厥词，诬蔑我党“一分抗战，两分宣传，七分坐大”，积极部署剿共事宜，两次长途进犯大小悟山，他都要求军师主官率部亲征。在安徽方面，同样大打出手，致使我淮南、皖中根据地遭受不少损失。其三，李品仙权欲熏心，不满足廖磊原有管辖范围，处心积虑扩大权限。在鄂东方面，利用属下师长取代地头蛇，出任游击总队指挥官，拟将鄂东地方4个纵队，全部归其统一掌管。程汝怀不甘心被吞并，在取得省府主席陈诚支持后，慌忙将所部改编为4个保安旅，控制在自已手中。强龙李品仙岂肯罢休，捏造一份破坏战时体制诉状，经李宗仁转手告到重庆。军政部何应钦认为桂系专权耍横，手伸得太长，呈请蒋介石裁示驳回。蒋碍于鞭长莫及，且艰困华中战场，尚仰赖桂系勉力支撑，只好忍气吞声违心迁就。李品仙得逞后，在排挤国民党地方军政同时，亦对我新四军全面出击，妄图一举歼灭或赶出辖境，实现他一统鄂东天下的黄粱美梦。上述三点，时易势移，构成桂李变脸为仇家基本因素。 

解放战争后期，该员协助白崇禧于武汉设立华中“剿总”，尚未稳住阵脚，解放大军南下势如破竹，雄师百万兵压江城。李品仙见势不妙，抽身窜回广西，妄图经营八桂老巢，负隅顽抗到底。谁知噩运来得大快，转眼间企望破灭，混随残兵败将落魄海南。天涯无归路，白崇禧愁苦彷徨，李又自告奋勇，先飞台湾探察可否容人立足。去后与蒋密谋回电哄骗，精明过人的小诸葛竟然不识有诈，匆忙跟去上套，从此如同囚犯，忧郁孤寂而终。就是这个李品仙，一生与人民为敌，掉入泥淖不自拔，还让一度强大的桂系集团，败亡得千干净净。 

三、黑十八纵非全黑，其内良莠并存

鄂东游击总队属下十八纵，是程汝怀直接掌管的嫡系部队，该部前身乃反共起家的保安第八团。白色恐怖年月，这伙人大搞封山并村，抓捕烧杀，弄得游击老区路断人稀，户无炊烟，一片凄凉。抗战爆发后，他们又乘机网罗兵痞游勇，扩充势力，升格为三团编制的旅级单位。明面上打着抗战旗号，实内专干反动勾当，不仅拦路设卡，截扣五大队过往人员物资，还暗中袭杀抗日志士，制造多起无名血案。反共逆流初起，所部率先行动，充当进剿夏家山主凶。五大队奋勇突围后，又扑向我驻地村垸，大肆搜捕失散党员和军干家属，关押吊打支前民众，再现腥风血雨惨状。老区百姓恨之入骨，“土匪强盗”骂声不绝。所部臭名之前，加冠“黑”“顽”头衔，已成为社会共识和习惯。 

黑纵倒行逆施胡作非为，既是反动上司强令所致，也是其内顽劣主官本性使然。纵司头目、原保八团团长王啸风，即是凶顽首恶分子。王原名国章，黄冈扬鹰岭周鼎垸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六期。1928年，刚刚获任第十九军属下团长一职，便急不可耐率部回乡，参加镇压农民运动，亲手枪杀苏维埃主席赵洁清，创下县境残害先例。1935年，转地方执掌保八团，围追堵截红军游击队，破坏多地红色政权，罪行累累。抗战八年间，既充当反共先锋，又四下搜刮盘剥，致使穷乡僻壤雪上加霜。民众忿恨之余，用藏头谒语辛辣讥讽：王子本无能，啸聚山林，风声鹤泪，敌寇未来先丧胆，只知搜刮害乡民。解放战争时期，继续与人民为敌。1949年春末，败逃中被抓获，首轮公审处决。原一营（新一团）营长吴振华，王啸风小同乡，亦是穷凶极恶刽子手。进攻夏家山领兵打头阵，抓去军政干属百余人，内中多数被害。1946年10月，带队夜袭中心县委临时驻地许家社，致使书记林桂华伤落敌手，壮烈牺牲。1948年秋，又在但店五桂河，枪杀县委委员易练九多人。1949年初，当上黄冈代理 

县长兼绥靖团长，屁股尚未坐热，所部于沙河图一战覆灭殆尽，只身亡命广西洛荣，化名吴子安。1952年，公安干警追凶千里，成功抓捕回县，依法公审镇压。原二营营长詹剑峰，解放前夕窜回老家麻城，接任县长组织绥靖团，横行县域危害一方，罪行罄竹难书。随着鄂东全境解放，麻城回到人民手中，詹犯亦被法律制裁。至此，该部黑头目黑干将，包括属下凶恶匪徒，如郑家紧、王克夷，林鹿卿等，全都受到了应有惩罚。 

在十八纵黑窝中，唯独第三团是个例外。早在封山剿共年月，该部就行动拖拉不同步，抗战时期，特别是新任团长傅盐梅到职后，更常常与上司闹别扭，拒绝挑事搞摩擦，让王啸风头痛不已。傅黄冈回龙镇人，武汉求学期间，加入同盟会分支共进会。1919年毕业于保定军校，人湘军陶峙岳部任营长、团长。后经同学邓演达、叶挺介绍，转赴黄埔军校任教官。1938年，随广东部队北上鄂省抗战，次年受桂军聘请，接替杨必声担任英山县长。程汝怀钦慕傅的军事才干，特地向立煌李品仙求情，将其接来担任游击总队参谋长。鉴于十八纵三团纷乱局面，程又改变主意，委派傅前去当团长，目的是整治这个“乱摊子”，变调皮捣蛋为顺从听话，不再别扭拉后腿。 

谁知这一安排，恰恰成全了傅的抗战心愿。他去后从整改人手，首先清退兵痞流氓，严肃军纪，接着又补充有志气有文化的青年学子，提高部队素质。不多时日，全团面貌一新，爱国热情高涨。傅在整饬所部同时，还托人与张体学部接触，协调双方对敌行动。为了争取这支抗战部队，边区党委决定，在张旅独立团的基础上，组建一支新军名鄂东纵队，并从新四军二师调来旅参谋长黄序周，担任新纵司令员，利用他与傅同乡又是军校同学双重身份，彼此勾通联系。黄派所部共产党员蔡光耀驻节傅团，名义上当参谋，实干联络工作。从此，黑十八纵包括程汝怀部署动态，各项情报源源不断传来，对我行动决策大有帮助。考虑到黄纵和新四军装备短缺，傅还利用打假仗机会，输送急需的武器弹药，解决不少问题。关系愈来愈密切，傅动念脱离黑窝，率部投奔新四军。不料准备之际事泄，程汝怀恼羞成怒追责革职。此时李品仙那里也去不了，傅只好辗转他地抗战，最后远赴香港立足。抗战胜利后，在港参加李济深等组织的民革。1949年初，随民革成员经东北转赴北京，参加筹建新中国的首届政协会议。 

1949年夏，鄂南全部解放，张体学出任大治地委书记，当获悉傅盐梅在京下落，十分高兴，当即呈报上级，请求调傅回鄂工作。同年11月，天遂人愿，盐梅前来湖北鄂城，担任大治行署副专员。过去张、傅暗中联手抗日，现今同城共事行新政，从挚友变同志，消息不胫而走，被社会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