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威 金晖澜: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学之镜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离不开多学科的学理支撑。每一个学科都为我们提供了某种独特的“视镜”。社会学也是审视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社会实践活动的视镜之一。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1]（P3）作为社会科学中的基础性学科之一，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其他社会科学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影响。作为一门社会性、综合性很强的新兴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尤其需要注重从社会学中汲取学科资源。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产生于社会、在社会中运行的社会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活动都离不开各种社会要素的综合影响。人的思想品德素质形成发展过程具有社会性，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运行受到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的制约。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运行等社会要素之间的密切联系，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二者具有紧密的学科关联。[2]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立、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学贡献了丰富的理论养分，发挥着重要的学科支撑作用。本文拟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主义”与“问题”的关系入手，探讨社会学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理价值，社会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渊源，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学面向社会存在和社会问题的重要意义。

一

对思想政治教育中

两个“谜题”的社会学考察

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主义”与“问题”的关系，是长期以来困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的两个“谜题”。由于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两个谜题，思想政治教育往往会陷入各种理论“迷局”和实践“困局”。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似乎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恒久议题。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致力于改造人们主观世界的实践活动，属于社会结构中的思想上层建筑部分。思想政治教育所承载、传播的思想意识形式，主要是一定社会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正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意识形态性”等精神特质，使得其担负着建构和形塑人类精神生活结构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结构的神圣职责。但是，当人们在思想的“云端”、意识形态的“领空”进行理论的思辨和主权的宣示时，当人们陶醉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独语”中时，却往往容易忽视社会事实、社会关系、社会进程、社会问题对思想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的决定性作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物质生产过程决定精神生产过程，社会关系决定着思想关系，这些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一般原理，在人们营造的理论宫殿难以回应现实的社会问题时，在精神生活、文化生活与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不相匹配时，在思想的问题已经逾出思想的范畴、进入更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时，便会以强大的力量显示出其真理性，进而以其真理性显示出强大的力量。斯大林曾指出：“形成社会生活的精神生活的源泉，产生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的源泉，不应当到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本身中去寻求，而要到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存在中去寻求，因为这些思想、理论和观点等等是社会存在的反映。”[3]（P189）“当下人们在理论认识和具体做法上将思想政治教育视为脱离了社会系统的孤立存在，在思想政治教育封闭系统内想方设法，这只会是收效甚微。这一做法的实质是‘割断’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的生命联系，实质上抹杀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性。只有从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性切入，联系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能有效地解读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缺失的根源，找到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基本路径。”[4]在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经常会遭遇到应然与实然、理论与现实、精神与物质、超越性与适应性之间的冲突，而当我们在意识形态和精神生活领域中难以寻求解决这些冲突的路径时，当我们在思想的密林中穿梭迷失了方向时，社会学对社会存在、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过程的研究，便提示我们需要穿过社会意识的迷雾，进入更广阔、更真实、更丰富的社会生活空间，深入挖掘解释、解决思想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的社会资源，从而找到走出各种思想怪圈和理论迷局的路标。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同样也存在着“主义与问题”之争。“主义”也即信仰，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核，对主义的言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使命；“问题”也即障碍，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病灶，如果思想政治教育不能有效地解释和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我们所言说的主义必然会缺乏说服力和有效性。脱离问题而空谈主义，是思想政治教育通常为人所诟病的倾向之一。这种倾向在学科研究中的体现，就是过于强调理论思辨、逻辑演绎等哲学范式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作用，而不同程度地忽略了经验分析、实证研究等社会学范式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运用。这种倾向在实践操作中的体现，就是过于强调对理论体系自身的诠释、宣传，而不同程度地忽略了这些理论体系对现实社会问题的解释力和干预力。而在当代中国，随着各种社会问题的不断出现，思想政治教育在言说主义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障碍，迫使我们不得不转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问题倒逼”，不仅是当代中国改革的压力和动力，而且也应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社会突围的契机。思想政治教育既需要有对主流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和理论建构，同时也需要有面向社会现实、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精神和生活智慧。前者昭示着思想政治教育“仰望天空”的理论气魄，后者则体现出思想政治教育“脚踏大地”的现实关怀。前者以哲学的思辨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使命，后者则以社会学的理性使思想政治教育更“接地气”。社会学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理论阐释，对社会问题的深度聚焦，不仅为我们客观、全面地认识和把握思想与精神现象背后所隐藏的社会事实，而且有助于解释思想意识问题、精神生活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如果说，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其插上理论之翼，在意识形态领域展翅翱翔，那么它同时也需要社会学为其插上现实之翼，在日常生活领域贴地而行。只有将主义的言说与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将哲学的“形而上”沉思与社会学的“形而下”分析结合起来，才能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进退失据、上下失守的困境。

要走出意识形态建设与主义言说中的“迷局”与“困局”，我们有必要返回社会存在和社会问题的原点，在社会学的学科视域中进行反思。

二

智慧的折光：社会学家对

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思考

透过社会学的“学科之镜”，我们会发现，西方社会学者的研究为我们解决以上两个困惑提供了某种启迪和借鉴。社会学巨擘——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又译为迪尔凯姆），终生从事教育事业和教育研究。涂尔干说：“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我将向你们提到的教育问题，是一个社会学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而且，从这种路径着手，远远不同于用一种褊狭的参照框架去处理现象，反过来，我相信目前依然没有更合适的方法能够揭示这些现象的真正本性。”[5]（P207-208）“教育是年长的一代对尚未为社会生活做好准备的一代所施加的影响。教育的目的就是在儿童身上唤起和培养一定数量的身体、知识和道德状态，以便适应整个政治社会的要求，以及他将来注定所处的特定环境的要求。”[6]（P208）在涂尔干看来，道德整合是实现法国社会福祉的必要条件，或者说是一切社会福祉的必要条件。涂尔干希望在一种世俗道德的基础上造就这种统一性，而孕育这种道德的温床，就是公共学校。在《道德教育》一书中，涂尔干将道德作为一种社会事实进行研究，同时也研究学校和教师如何传授给儿童相应的道德文明。涂尔干将道德现象置于社会宏观结构中，揭示道德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和丰富性，同时也探究了如何培养法国国民的纪律精神、克制精神和自主精神这些基本道德素质。涂尔干对教学活动和教育研究不单单是以教育学为核心的学科活动，更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理性实践的尝试，进言之，以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为基础的实践理性，恰恰体现了现代社会学论题的根本意涵。[7]（P1）可以说，涂尔干有关道德教育和道德社会化问题的研究，开创了对道德教育、政治教育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先河，丰富了人们对道德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除了涂尔干之外，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8]，法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对意识形态的知识社会学研究[9]，当代美国社会学家阿普尔对课程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的研究[10]，为我们认识宗教、道德等精神要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意识形态生产、传播的社会机制等问题都提供了来自社会学的智慧，为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社会领域和理论视野提供了学理资源。社会学者通过对社会事实、社会结构、社会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道德、教育、意识形态等社会现象与其他社会要素和社会过程关系的研究，为我们编织了一幅五彩斑斓、绚丽多姿的“知识地图”，值得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深入探索。

我们再考察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也可以感知到中国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始终是同研究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问题意识牵引着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而在各种主义与中国问题相结合的过程中，留下了可供我们总结的诸多经验和理论遗产。中国社会学的开创者严复先生，将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引进中国，其旨趣不仅仅是简单地译介西学，而是寻求解决近代中国社会危机的道路。严复认为，“盖深知夫群之差数功分，皆取决于其民德之何如……民德未孚，虽以术为之，久乃废耳……是故用天演之说以言群者，将所以除愤解嚣，而使出于中庸之道而已”[11]。1905年，严复在伦敦遇见孙中山时，对孙中山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之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12]（P6）这位中国社会学的先行者，在西方知识体系与中国问题的早期结合中，已经认识到教育对于提升国民素质、品德的重要性。而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学派，则将教育实验作为解决中国社会危机的现实路径。晏阳初认为，“它（指农村运动）对于民族的衰老，要培养它的新生命；对于民族的堕落，要振拔它的新人格；对于民族的涣散，要促成它的新团结新组织。所以说中国的农村运动，担负着‘民族再造’的使命”[13]（P294）。将乡村建设与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再造联系起来，充分体现了那一代学人的远大眼光和学术担当，这种点滴改良虽然难以从根本上矫治社会沉珂，但是，我们从中却可以窥见中国社会学者脚踏实地、身体力行的勇气和精神。当代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晚年致力于文化问题和精神世界的研究，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思想[14]（P50-51），他晚年提出“文化自觉”命题， 其意义重大而深远。费孝通先生还提出社会学要研究精神世界，指出：“在社会学研究中真正开辟一个研究精神世界的领域， 从方法论层次上进行深入的探索，探索如何基于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和视角，开展对人的精神世界研究。”[15]（P444）中国社会学在增进知识、发展学科的同时，努力推动社会改革，成为名副其实的经世致用之学。社会学家在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文化、国民品格、民族精神、意识形态、教育等问题时，所贡献出的学理智慧、学术精神，值得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借鉴和学习。

三

学科互渗：思想政治教育学

与社会学的学科渊源

思想政治教育学之所以特别需要关注社会学，并将此作为重要的学科支撑之一，其原因还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学所归属的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同社会学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世界社会学存在两大传统，一是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二是与它几乎同时的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16]。美国社会学家伦纳德·比利曾指出：“卡尔·马克思既是个革命家，也是个社会学家。” 法国社会学家阿隆指出:“《共产党宣言》是宣传性的社会学专著中的杰作。”[17]（P93）马克思开创了社会学发展史中的冲突学派，他相当关切各种人类社会（从原始农业部落到封建制度）的阶层化，但是，它的重心主要在探讨经济不平等对19世纪欧洲社会的影响。[18]（P246）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说过：《资本论》是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著作。针对同一部著作，列宁又说：“马克思一开始从事写作活动和革命活动时，就极其明确地提出了他对社会学理论的要求，社会学理论应当确切地描写现实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极其严格地遵守这个要求。”[19]（P44）马克思主义自苏联十月革命后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以此为基础，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革命。在这个历史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这场社会革命的理论基础，本身便是一种社会学说。[20]（P190）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者李达，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现代社会学》一书中，李达对人类社会的起源、劳动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家族、氏族、国家、社会变革、社会问题等都做了分析。《社会学大纲》一书更加系统、严密地论述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历史的基本原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者除阐述、传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之外，还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实地研究。他们认为，中国最基本的问题是农村问题，因此，实地调查的重点也放在了农村。在农村调查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毛泽东、张闻天、陈瀚笙等。1927年，毛泽东用32天的时间考察了湖南的五个县，这些县都是当时农民运动高涨的地方。他将对农民运动的分析，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说：“……作为我们社会经济调查的对象的是社会的各阶级，而不是各种片段的社会现象……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调查所要得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21]（P5）费孝通先生在描述改革开放后重建社会学的历程时谈到：“从重建社会学开始，我们一直遵循着一个方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从此，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搞出一个社会学的中国学派”[22]（P8），成为新时期中国社会学者共同学术追求。回顾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发展以及中国化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学始终与马克思主义如影随形、携手共进，社会学不仅成为孕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母体，而且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学科依托和方法支撑，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又为丰富社会学的理论宝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

我国社会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为理论指导和指导思想的、以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为立足点的。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就是革命批判型社会学与维护建设型社会学两种形态。所谓“革命批判型的形态”，就是以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致命的弊病为主要任务、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为主要目标的社会学。所谓“维护建设型的形态”，就是以维护、改善社会主义社会为目标，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规律性为对象的社会学。[23]这两种不同形态的社会学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建设过程中，都曾经和正在发挥巨大的理论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人在意识形态建设领域的重要实践活动，既发挥着理论批判和理论武装的功能，致力于为打碎一个旧世界提供批判的武器，同时又发挥着理论建设和理论教育的功能，致力于为创造和巩固一个新世界提供精神支柱。在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更需要发挥在促进社会主义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这就要求我们更加关注从维护建设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汲取理论营养，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推动社会和谐有序发展中的社会作用和实现机制。

近年来，随着社会学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凸显，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学科互渗日益增强，两个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逐步由零散走向系统、由表层走向深层，实现了由理论借鉴向学科融合的转化。从深层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不断推进的根本动因。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改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生态，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出了许多时代课题，同时也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术研究逐渐向社会现实问题聚焦，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在社会问题研究中的有机结合。面向社会问题、面向鲜活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现实路径，也有利于整合思想政治教育学和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力量，为两个学科之间的深度融合提供切入点。

四

时代呼唤面向社会存在和

社会问题的思想政治教育学

社会学面向社会存在、社会问题的理论特质和实践旨趣，社会学家对思想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精神生活结构等问题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贡献和学科渊源，都决定了社会学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学科价值。从社会学中汲取理论养分和方法指南，充分发掘社会学之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资源，不仅有助于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时代感、针对性、实效性，而且有助于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使命感和问题意识，积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运行、社会发展中的应有功能。

随着当代中国社会逐渐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不断涌现，由此在人们思想意识和社会精神生活领域产生的震荡、冲击也日益激烈。思想政治教育要应对和解决思想意识、社会观念、意识形态等领域里的困惑、矛盾、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哲学的玄思和理论的自我建构上，必须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进入到社会肌体和社会生活的深层结构中，揭示各种思想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和社会机制，探寻思想政治教育调动和协同各种社会资源的新思路和新方法，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在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作用。